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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权研究——以民事执行权为中心/周成泓

时间:2024-06-26 11:04:5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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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权研究——以民事执行权为中心

周成泓
ZHOU Cheng-hong
(South 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摘 要]执行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它在本质上是行政权。执行权的配置有美国模式和法国模式,我国宜借鉴法国模式。我国目前的执行权呈分散状态,应当对其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执行机构,实行执行权的统一化。

[关键词]执行权;民事执行权;性质;配置;统一化
ON the excecution right: take the civil execution right as the focus
Abstract: Execution right is a kind of state power, and is administration right in essence. As to the collocation of execution right, there are American mode and Gallo mode, with Gallo mode being the choice of our country. Till now, the execution right is still decentralized in China,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it. The method of reformation is to found an unified institution and thus carry out unification of execution right.
Key words: execution right; civil execution right; character; collocation; unification

执行体制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执行权的配置及其运行。关于执行权,我国学者已有不少研究,但笔者感到已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执行权的定位仍存在问题,并且鲜有提及执行权的统一性的。笔者拟在本文中拟对此做一研究,以期对我国的执行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有所裨益。
一、执行权的性质
关于执行权性质理论的分歧主要集种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执行权的主体属性学说,其二是执行权的分权(工)问题。
(一)执行权的主体属性
关于执行权的主体属性,学界有三种观点:(1)债权人说。此说认为债权人是强制执行的主体,只是因为国家禁止自力救济,债权人自己不能行使而委托国家机关行使。(2)国家说。此说认为国家是强制执行的主体,执行权是国家统治权的一部分,债权人不得行使,仅得请求国家对债务人实施强制执行。(3)折中说。认为执行权的主体虽为国家,但国家得将其让与债权人行使,而债权人又委托执行机关行使[1]。
上述三种学说,笔者赞同国家说,理由是:执行权是国家权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强制执行机关依法享有执行权,代表国家进行执行活动,执行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债权人享有的只是执行请求权。债权人说和折中说都将执行权的主体用“委托”的方式在债权人和国家之间联系起来。然而,“委托”并不符合执行权运作的实际,事实上债权人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委托关系,也不存在委托的事实——如果说立法者制定法律是一种委托的话,那么,与其说这是债权的委托,还不如说是人民的委托。
(二)执行权的分权(工)
执行权属于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是由国家统治权派生而来的。 那么,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执行权是否具有独立性?其性质如何界定?对此,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给出答案,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关于执行权的国家分权(工)属性,目前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1)司法权说。此说认为,根据民事执行行为由法院实施这一现实,民事执行行为是一种司法行为,故而民事执行权就是司法权。此说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居于通说地位[1]。(2)行政权说。这种观点认为,民事执行权的行使具有确定性、主动性、命令行和强制性的特点,这些都是行政权的特征,因而民事执行权属于行政权。(3)综合性权力说。按照这种学说,民事执行权既不是单纯的司法权,也不是单纯的行政权,而是兼有行政权和司法权两种权力属性的一种综合性权力[2]。至于这种综合性权力中以何者为主,学者们又有不同的观点:司法行为本质说主张,尽管执行行为具有一定的行政行为特点,但从整体上看,执行行为仍然是一种司法行为;行政行为本质说认为,虽说强制执行从本质来看并不是一种司法行为,但它与司法行为关系密切,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并行说则主张,民事执行权在国家分权属性上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在执行工作中,司法权和行政权有机结合,构成了复合的、独立的、完整的强制执行权[3]。
上述学说中,笔者以为,司法权说是我国传统的观点,是人民法院审执不分体制的理论基础。民事执行权与司法权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如均具有被动性、专属性等特征,然而,二者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民事执行权往往是单向的,无论其作用对象是否同意,执行机关均可依职权做出影响相对人利益的行为;其次,民事执行权不是完全中立的,民事执行的任务决定了执行机关不可能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保持完全中立的地位,而是有所倾向,将实现债权人的权利放在优先地位;再次,民事执行权并不是解决纠纷的权力,其基本功能在于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因此,说民事执行权是司法权是完全错误的。至于综合性权力说认为执行权兼具二者的特征,其根据是我国民事执行权配置和运行的实际情况,而我国目前的这种执行权体制本身就是要改革的对象;并且,这种貌似公允的观点也未能真正揭示执行权的内涵。故而,这种观点是缺乏科学性的。此外,这种折中说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难以真正揭示执行权的性质。
笔者赞同行政行为本质说,认为民事执行权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其理由如下:首先,民事执行权属于行政权的范畴。较之以民事审判行为,民事执行行为的特征有:第一,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的争议;第二,对于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机关只可以执行,而不能进行实体性审查,更不能变更执行内容;第三,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和执行措施具有强制性;第四,执行行为的价值取向是效率,至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实体内容是否公正在所不问。由此可见,执行权已经具有了行政权的基本属性,如主动性 、 单方面性、强制性等。其次,执行权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其特殊之处有:第一,执行程序的启动应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具有被动性,这一点是由当事人的处分权所决定的,这与行政权行使上的主动性不同;第二,执行权的行使主体具有多元性,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等都可以成为行使执行权的主体,这是目前世界各国的通例,这与行政权只能由行政机关行使不同;第三,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或争议不能由执行机关自己处理,而只能提交审判机构予以解决,而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以由行政机关解决。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首先,民事执行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其次,从行使与内容上看,民事执行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但它又与一般的行政权有所不同,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与司法权的关联性。
二、执行权的权能划分及其行使主体
民事执行中可能牵涉到的权力有三种,人们谓之为“执行三权”,即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异议审查权。上面我们已经将民事执行权定位于行政权,所以民事执行权只是指这里的执行实施权,执行命令权和执行异议审查权属于司法权,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主题。
(一)执行权的行使主体
概观两大法系国家的执行体制,其执行权的分配有两种模式。其一为美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执行官(sheriff/marshal)设于法院外部,州执行官一般由选举产生,掌握执行中的行政权——执行权,司法权仍由法院的法官行使。联邦司法系统也设立了联邦执行官署,由总检察长领导,联邦执行官署的最高领导为执行官总监,由总统根据参议院意见任命,每个联邦司法区设一名执行官,由总统根据参议院意见任命,执行官总监和执行官均是行政官员,行使执行权[1]。其二是法国模式。法国的执行权由法院内部的两个机构——执行法官和执达员分工行使。法国于1972年规定了执行法官制度,但直到1993年才正式实行,据此,将执行案件规定为执行法官专属管辖案件。执行法官是专门处理执行纠纷的法官,而非具体实施执行行为的人员,执行案件由执行官负责具体执行[2]。
前述美、法两种模式,从形式上看有很大差别,甚至是对立的。但这只是一种表象,撇开形式上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将司法权赋予法官,行政权则赋予行政人员,权力与掌握权力的人员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在重构我国民事执行体制时,美、法两种模式都是可以选择的。然则究竟应当选择哪一种呢?笔者的回答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决定。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所言:“在现代法律科学中,最重要的推进也许就是从以分析性态度转向以功能性态度对待法律”[3]。“着重点已经从戒律的内容转向实践中戒律的效力,从救济是否存在转向为实现该戒律的设计目的而设立的救济能否获得以及是否生效”[4]。以下笔者就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作为我们分析、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首先,如果循美国模式另设执行机构,则需将法院中的执行员全部分离出来,另行组建一个行政机构专司执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这样做的成本颇为高昂。除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外,这种变动对整个司法体制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此外,这种变革还会产生其利益受影响之人的心理上的剧烈振荡,这些振荡将会成为变革的巨大阻力。因此,美国模式不宜效仿。反之,如果选择法国模式的话,因为同现有体制冲突不大,需要做的只是将执行员的权力作定量删减,将其转归一般民事审判庭的法官或专司执行裁判的执行法官(这种法官仍可置于民庭中)。因此,采取法国模式,无需作外部机构调整,只需要对法院内部职能进行区分。由此可见,较之以美国模式,法国模式更能与我国现行体制相接合。不过,采取法国模式还牵涉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严格区分法官和执行员,并确保法官的任职要求高于执行员,相应地法官的法律保障和物质待遇也好于执行员。从我国《法官法》来看,其第50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执行员,参照本法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其对执行员 的法律地位、任职资格、物质待遇、法律保障等的规定仍是语焉不详,实践中不好操作。但克服这个困难并不算太难,正如我国有《法官法》和司法资格统一考试一样,我们也可以考虑制定《执行官法》,实行执行员统一考试。
(二)执行权的权能划分
至于执行权包括哪些具体的权能,笔者以为,有如下几项:
1.财产调查权
在强制执行中,执行员可以自行调查或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财产线索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在进行调查和调查受阻时,执行员可以根据需要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如搜查被执行人的住所和可能隐匿财产的住所;查看被执行人的财产帐簿;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等等。
2.采取强制措施权
执行员根据调查的情况或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证据,可以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根据金钱、动产、不动产和财产权利等不同的执行对象,分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执行措施;对行为请求权的执行应及时制发替代履行命令,或责令被执行人不得为一定行为或容忍他人为一定行为。
3.执行财产处分权
执行财产处分权是执行工作最重要的一项执行行为。对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财产,执行人员可以主持进行执行财产的处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主持变卖、委托或监督拍卖、决定以物抵债以及强制管理等。
4.其他执行行为实施权
除了上面提及的执行行为之外,执行程序中的执行行为还包括其他种类。如执行财产变现后价款的发放,执行方案的指定、执行财产的分配、执行中各种法律文书的送达、对执行案件提出执行中止、终结的建议,等等。
三、执行权的统一化
(一)我国执行权行使主体的多元化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执行权主要由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分别行使。具体而言,人民法院享有的执行权的管辖事项包括:(1)民事案件的执行权,包括法院自己做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仲裁机构做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公证机关制作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以及外国法院、仲裁机构及其他法定机构制作的请求我国法院予以协助执行的各种法律文书。(2)行政机关制作的行政决定书。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制作的各种行政性文件,有的应当交人民法院执行,有的则由行政机关直接执行,后者成为法院的执行依据。(3)刑事诉讼中产生的部分法律文书也由法院予以执行,包括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裁判文书、调解书、罚金刑、没收财产刑以及对死刑的执行等。
行政机关也享有一定的执行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6条,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自己依法强制执行。不过,行政机关的这种执行权只限于法律有明文规定者。立法之所以赋予行政机关以一定的执行权,目的是为了提高执行效率。但行政机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相对人实施强制执行,容易导致对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侵犯。
刑事案件强制执行权的执行主体有三个:第一个是监狱、劳改农场等,负责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刑的执行;第二个是未成年犯管教所,专司未成年犯罪人人身刑的执行;第三个是公安机关,它负责执行管制刑、拘役刑、剥夺政治权利刑、驱逐出境刑、假释以及监外执行等。
(二)执行权的统一化
由上可见,我国目前的执行体制基本上是因事而设,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这样造成机构设置上的叠床架屋、权力行使上的各自为战、难以统一;而且也浪费了国家资源;此外,执行权的分配也缺乏科学性,例如,由法院来执行死刑就很不合理,笔者以为,这是“法律是阶级专政工具”论在机构设置上的具体体现,严重地影响了法院的形象。因此,笔者主张对执行权进行重新分配,设计的要点是:消除执行权分散的状况、优化执行资源的配置、建立统一的执行机构。具体构想如下:
1.设立执行总局及其下属机构
在最高人民法院内设立执行总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各专门法院设立执行局。执行局相对独立于其所在法院,主要实行垂直领导,其长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任命、考核等主要由上级执行局负责;执行局的经费实行单列,以摆脱所在法院的干扰。
2.执行局的内部机构设置
执行局内设执行部和裁判部,执行部的工作人员称执行官,负责具体执行,裁判部的工作人员称作执行法官,负责发布执行命令、对执行中的争议或纠纷进行裁决。根据执行事项的不同,执行部分为民事执行处、刑事执行处和行政执行处,分别负责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执行;裁判部则设立民事庭、刑事庭和行政庭,分别负责三类执行案件的执行命令发布和执行纠纷的处理。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执行局负责刑事案件的执行并非是说将犯罪分子关在法院,而是仍关在监狱等机构,只是后者要听从前者的命令,前者是“脑”,后者是“手”。此外,死刑的执行宜委托专门的医学人员一律采取注射的方式进行,而不宜由执行官直接执行。
综合全文,笔者以为,我国目前的执行权在形式上的分配上并无多大问题,但受传统的“司法行政合一”观念的影响,对执行权的性质定位仍存在不妥;执行机构的设置在形式上也无大的问题,但其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改进;再者,应当改变我国目前执行权分散的状况,实行执行权统一化。
刘 某 盗 窃 案 辩 护 词

审判员:
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陕县法律援助中心经被告人刘某和其监护人的同意,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刘某的辩护人,依法出席本案的审判活动。开庭前辩护人认真地研究了陕县人民检察院陕检刑诉[2005]176号起诉书,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刘某。现辩护人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今天,处于花季年龄的被告人刘某,本应当坐在明亮的教室聆听老师的教诲,但却因为自己的无知和愚昧,站在了刑事审判的被告席。我们相信,参加诉讼的每一个人都和他们的家长一样,感到格外的心痛。我们既为他的犯罪感到愤慨,更为他的未来感到担忧,因为今天的审判关系到他的终身。 严格依照我国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审理本案,既是对他的惩罚,也是对他的挽救。辩护人认为,陕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定性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对被告人刘某应当予以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刘某具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
第一,被告人刘某犯罪时,尚不足十八周岁,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第二,被告人刘某在犯罪后能够主动投案,并在侦察、起诉、审理中始终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已构成了自首。
二、根据法庭调查显现的事实,被告人刘某的犯罪情节是较为轻微的
首先,从被告人刘某的主观恶性及所实施的客观行为来看,被告人只是为了满足其上网玩耍的欲望,实施了秘密窃取少量财物的行为,其主观上既没有窃取更多财务的想法,更没有暴力抢劫的念头;其次,我省盗窃罪的追诉限额为800元,而被告人所窃取的三个氧气瓶经价格评估价值仅为1050元,从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看相对较小;再次,被告人仅从这次盗窃中分得200元,收益较少。所有这些都表明,被告人刘某的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主观恶性小,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综合以上情节,辩护人认为,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刑事法律政策,对被告人刘某应当处以缓刑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是令人深思的。被告人刘某本身的主观因素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家庭、社会的因素也是促成本案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法庭调查中表明,被告人刘某长期脱离家长、学校的管束,经常逗留于网吧,包括这次盗窃的赃物所卖来的钱也是用于上网。正是因为家长及其社会角色的不到位,正是因为许多法定的社会责任的落空,才使当前青少年犯罪成为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公平的说,这种社会的责任让孩子们来承担,是有失法律的公正的。只有对未成年人犯实行减轻或免除处罚,才能体现社会正义和法律的公允。
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预防和教育为主的原则,也是我国的一贯方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在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审判和矫治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中国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制度》报告向全世界昭示,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审判中,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尽可能把对未成年犯人身自由的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认真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一是要注意正确运用法律、政策,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的方针;二是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促使未成年人犯悔罪服法;三是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的初犯、偶犯以及对被教唆而犯罪的未成年人犯,可以依法免除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较重,但确有悔改表现的,也应依法从轻处理,可以提请人民法院减轻或免除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缓刑的适用”中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适用缓刑。”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的刑事处罚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未成年犯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鉴于本案被告人刘某在犯罪活动中,主观恶性小,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较小,且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属未成年人,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且被告人的父母及外祖父积极退赃,均表示愿意尽监护职责,因此辩护人认为,应当对被告人刘某处以缓刑或免除刑事处罚。
以上意见望合议庭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谢谢!

辩护人:潘海涛 曹红星                                陕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注:本案中人民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免予刑事处罚.笔者愿拜任何法律界精英为师学习,望不惜赐教,QQ282254319,Email-sxsfjchx868@163.com)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信阳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政府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信阳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信政文〔2012〕28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管理区、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信阳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三月七日



附件下载:
信阳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实施办法.doc




信阳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进我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根据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意见》以及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流浪未成年人是指不满18周岁,脱离监护人有效监护,在街头依靠乞讨、捡拾等方式维持生活的未成年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是指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站)。
第二章 总体要求 基本原则
第三条 总体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健全机制,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加快推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确保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
第四条 基本原则: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先;坚持救助保护和教育矫治并重;坚持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
第三章 政策措施
第五条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救助保护。公安机关发现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应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民政部门要积极开展主动救助,引导护送流浪未成年人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城管部门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应当告知并协助公安或民政部门将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对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公安、民政和城管部门应当直接护送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作用,组织和动员居民提供线索,劝告、引导流浪未成年人向公安机关、救助保护机构求助,或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第六条 加大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比对,及时发现、解救失踪被拐未成年人。加强接处警工作,凡接到涉及未成年人失踪被拐报警的,公安机关要立即出警处置,认真核查甄别,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立案工作,实行未成年人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充分调动警务资源,第一时间组织查找。建立跨部门、跨警种、跨地区打击拐卖犯罪工作机制。民政等有关部门要协助公安机关做好被拐未成年人的调查、取证和解救工作。  
第七条 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回归家庭。救助保护机构和公安机关要综合运用救助保护信息系统、公安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打拐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和向社会发布寻亲公告等方式,及时查找流浪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对查找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及时安排接送返乡。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应当通知返乡流浪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救助保护和帮扶工作。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要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对确无监护能力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协助监护人及时委托其他人员代为监护;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经反复教育不改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对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在继续查找的同时,要通过救助保护机构照料、社会福利机构代养、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予以妥善照顾。对在打拐过程中被解救且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婴幼儿,民政部门要将其安置到社会福利机构抚育。公安机关要按规定为无户籍人员补办户口登记手续。
  第八条 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救助保护机构要依法承担流浪未成年人的临时监护责任,为其提供文化和法制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技能培训等救助保护服务,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要协助司法部门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救助保护机构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帮助流浪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或替代教育,对沾染不良习气的,要通过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矫治不良习惯,纠正行为偏差;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对流浪残疾未成年人,卫生、残联等部门要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等。
  第九条 强化流浪未成年人源头预防和治理。预防未成年人流浪是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做好源头预防是解决未成年人流浪问题的治本之策。家庭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流浪的第一责任主体,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和抚养义务。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要加强对家庭履行监护责任的指导和监督,对困难家庭予以帮扶,提升家庭抚育和教育能力,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村(居)民委员会要建立随访制度,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或者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要予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的,要报告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责令其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学校是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阵地,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根据学生特点和需要,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学生掌握就业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要进行重点教育帮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教育资助和特别关怀。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适龄儿童辍学、失学信息通报制度,指导学校做好劝学、返学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要积极做好协助工作。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政策,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把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纳入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工作、“春蕾计划”、“安康计划”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总体计划;将流浪残疾未成年人纳入残疾未成年人康复、教育总体安排;充分发挥志愿者、社工队伍和社会组织作用,鼓励和支持其参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教育、矫治等服务。
第四章 救助保护机构的建设与管理
第十条 县(区)人民政府要根据需要建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负责本辖区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救助保护机构应分布合理,设置在交通便利、远离危险的区域,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街头、社区服务点,要将名称牌匾等标志悬挂在醒目位置,并在人流量较大的交通要道、繁华地段设置醒目、容易识别的引导标志。
第十一条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设施应符合安全要求,设备和用具的外形、高度、重量符合未成年人身体发育特征,能满足残疾未成年人的需求。室内张贴明显禁烟标志,室外环境美化绿化,公共活动区域,要配备监控及其他安全防护设备。
1、接待厅(室)配备计算机、桌椅、文具等相应的办公设备;配备轮椅、拐杖、担架、儿童座椅、饮水等服务设备和辅助器具。
2、观察区配备独立卫生间、多功能床铺、电视机、玩具等生活、娱乐设施和消毒、医疗、防护器具。
3、医务室配备相应的医疗设备及药品。
4、隔离室有防止自我伤害的设施,有独立卫生间、床铺、洗漱用品、紫外线消毒灯等设备。
5、宿舍人均居住面积不少于4平方米,居室内配备单铺床、桌椅、屉柜、窗帘和日常生活用品;床上用品根据季节配备。
6、餐厅、厨房、食品贮备间要功能齐全并符合卫生防疫部门的要求。
7、洗浴间配备热水洗浴设备、防滑垫、扶手和更衣室。洗漱间配备洗漱设备。洗衣房有必要的洗衣、烘干及消毒设备。
8、厕所配备蹲便器、坐便器,残疾人辅助扶手、卫生纸、纸篓等。
9、教室配备课桌椅、教学用具、教材、文具。开展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的应当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和用具。
10、活动室能够基本满足受助未成年人阅读、学习、娱乐、文体活动的需要,配备相应的图书、报刊杂志、文具、棋牌、玩具、电视、桌椅等物品。有适当的室外活动场地和设施。
11、物品保管室和库房配备符合安全需要的物品存放设备。
12、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专用车辆和通讯设备。
13、根据需要建立网站。
第十二条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明确岗位职责,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1、制定机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定期进行绩效评估。
2、按照政务公开要求,公布工作流程、岗位职责、工作依据、投诉申诉途径。工作人员佩证上岗。
3、建立完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和回归安置等相关规定。
4、建立完善与公安、城管、教育、劳动等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与定点医院商定救治工作程序。
5、建立完善对食物中毒、重大人员伤亡事件、群体性事件、人员失踪(逃跑、擅自脱离监护)、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6、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和健康检查。
7、严格执行外事、财务、人事、捐赠、新闻宣传等方面的规定。
第十三条 从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岗位资质标准,暂时不具备的,应组织培训合格后任职或利用社会力量开展工作。
1、领导班子成员中至少1名具备社会工作或者儿童工作专业知识。行政管理人员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2、教育、医疗护理、法律事务、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等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能够熟练运用专业知识服务未成年人。
3、直接为受助未成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的服务人员和从事餐饮、水电暖运行维护、机动车驾驶等后勤保障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相应执业资质。
第十四条 救助保护机构工作人员要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以下规定:
1、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
2、不准打骂、体罚、虐待流浪未成年人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
3、不准敲诈、勒索、侵吞受助人员的财物;
4、不准克扣受助人员的生活供应品;
5、不准扣压受助人员的证件、申诉控告材料;
6、不准任用受助人员负责管理工作;
7、不准指使受助人员为工作人员干私活;
8、不准调戏猥亵流浪未成年人;
9、不准向受助人员、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收取费用;
10、不准以任何借口组织受助人员从事生产劳动。
第十五条 受助人员在救助保护机构期间要遵纪守法,不得辱骂、殴打救助保护机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受助人员,不得破坏救助设施,不得毁坏、盗窃公私财物,不得无理取闹、扰乱救助工作秩序。
第五章 救助服务
第十六条 接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实行24小时接待、服务制。
1、对于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主动实施救助。除涉及违法犯罪由公安机关处理外,其余均应救助。
2、对于来到机构求助的未成年人,应当仔细查看其身体状况,对于不满6周岁且随同监护人或亲属求助的,原则上应当帮助其到救助站接受救助。
3、对于能够说明家庭情况的未成年人,联系其父母或监护人安排返家事宜。对于不满6周岁且经过DNA信息库比对仍无法查明家庭情况的,按规定送社会福利机构安置。
4、对于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直接送定点医院。由公安、城管和其它部门护送至定点医院的突发急病流浪未成年人,应及时与救助保护机构补办交接手续,由救助保护机构负责处置。对于传染病人、疑似传染病人,及时向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并配合其采取隔离或者其他相应措施。
5、对于吸毒人员及涉嫌违法犯罪人员,由公安机关处置。
6、对于求助的境外未成年人,应当首先联系公安机关确认其身份;属于非法入境、居留的,由公安机关处置;属于合法入境、居留的,由民政部门协调处置。
7、对于护送前来求助的未成年人,采集核对护送人信息,检查未成年人身体状况并详细记录,经护送人确认后,办理交接手续;护送人拒不签字的,应当详细记录拒绝原因、见证人等情况后登记、备案、存档。
8、对于跨省接送入救助保护机构的未成年人,核对受助未成年人及护送人员信息后,办理交接手续。
第十七条 入站。接收受助未成年人入站要做好安全检查、观察和相应的工作。
1、受助未成年人入站前必须进行安全检查。发现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等危险物品和管制刀具、违禁出版物,应当予以没收;发现锐(利)器等可能造成人员伤害的物品,应当代为保管;发现违禁药(物)品、放射性物质,应当按规定由公安、环保和药监部门处置。
2、受助未成年人入站后应进入观察区接受观察。观察区内应当安排专职人员帮助未成年人消除紧张情绪,了解其家庭情况、流浪经历,确定救助、保护、教育工作方案;观察区内应当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照顾受助未成年人的生活起居,观察其生(心)理状况,定时巡查,随时响应;受助未成年人在观察区内停留时间不应当超过36小时。
3、登记并妥善保管受助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物品。
4、为受助未成年人洗澡、洗衣、理发等个人卫生活动提供帮助。
5、为受助未成年人配备基本、清洁的个人生活用品。
第十八条 基本服务。救助保护机构应为受助未成年人提供必需的衣食、住宿、医疗、娱乐和查询服务。
1、根据实际需要提供必需的应季服装。
2、提供适应受助未成年人生长发育需要的安全、卫生、营养的饮食,供应标准不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有条件的每周应有搭配合理的食谱;实行分餐制;餐具、炊具应及时清洗、消毒;要照顾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患病未成年人和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的特殊饮食需要。
3、按照性别、年龄、身心状况安排受助未成年人分别居住,单人单床;女性受助未成年人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服务和管理;帮助受助未成年人料理生活,培养其生活自理能力。
4、为受助未成年人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做好卫生保健和防疫工作。
5、组织受助未成年人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娱乐活动、公益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受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6、积极为受助未成年人提供查询服务。能查明其监护人或者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的,协商接送返乡事宜;难以查明家庭情况的,发布寻亲公告;无法查明监护人的,由社会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第十九条 特殊服务。救助保护机构对于生活不能自理或残疾的受助未成年人应提供相应的饮食、住宿、洗浴、穿衣、入厕等生活照顾和行动便利条件,提供康复服务和安排生活技能训练。
第二十条 教育、培训、就业信息服务。对于长期滞留,无法查明家庭情况且身体、智力发育正常的受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可按照其自身情况和主观意愿,分别提供教育、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
1、对于适宜接受正规教育的受助未成年人,协商当地教育部门,使其接受正规教育。对于接受非正规教育的受助未成年人,开展思想道德、文化知识、法制、自我保护、生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
2、对于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且不适宜接受正规教育的未成年人,根据其身体状况和自主意愿,协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3、对于年满16周岁,具备就业能力的受助未成年人,帮助提供就业信息服务。
第二十一条 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救助保护机构应广泛利用社会资源为受助流浪未成年人提供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
1、及时与受助未成年人沟通,了解其思想状况,做好谈话记录。定期对受助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2、对于存在心理和行为偏差的受助未成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
3、对于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受助未成年人,应联系专业机构进行治疗,需要住院治疗的,详细记录有关情况,办理交接手续。
第二十二条 离站。离开救助保护机构的受助未成年人,要办理交接和离站手续。依法采取保护性措施,防止受助未成年人擅自脱离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1、对于监护人和其他机构前来接领的受助未成年人,核对接送人信息,提供受助未成年人有关档案材料,办理交接手续。
2、对于司法机关带离的受助未成年人,核对带离人信息和有关证明材料后,办理交接手续。
3、对于具备安置条件的受助未成年人,按有关规定办理安置手续。
4、对于患病且病情稳定的受助未成年人,接送时应当配备途中必需的急救药品、生活用品和辅助器具。
5、对于受助期间死亡的未成年人,由司法鉴定机构或者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文件,及时通知死者亲属;无法查明死者真实情况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告并做好善后工作。
第二十三条 其它服务
1、宣传、引导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志愿者积极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流浪工作,帮助和保护流浪未成年人,维护流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采取多种途径,开展家庭环境下的受助未成年人养育、教育工作。
3、为离开救助保护机构回归家庭的受助未成年人提供跟踪服务。

第六章 部门责任
第二十四条 民政部门要发挥牵头部门作用,加强组织协调,定期通报各县(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情况,建立检查督察制度。指导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积极开展主动救助。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依托现有的救助管理设施,将救助工作向社区拓展,抓好对社区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
第二十五条 公安部门要认真落实救助保护工作的政策措施,积极协助救助保护机构加强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和管理。在救助保护机构内设立警务室并派驻民警。
第二十六条 财政部门要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经费(含公安部门DNA提取费用)列入财政预算,确保及时、足额拨付到位。暂未设立救助保护机构的,县区财政部门要安排专项临时救助经费,用于救助流浪未成年人。
第二十七条 卫生部门要根据救助保护机构需要指定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先救治后处置的原则,积极主动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疾病预防和医疗救治工作。指导帮助救助保护机构建立卫生室,加强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检查和指导,防止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支持并协助救助保护机构对受助未成年人进行预防接种,开展健康教育,指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十八条 司法部门要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司法救助和保护工作。开展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积极引导法律服务人员为流浪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依法及时办理涉及流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配合公安机关打击与流浪乞讨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做好监护人无法履行职责的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
第二十九条 广电部门在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开设法制宣传栏目,加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加强舆论引导,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流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弘扬中华民族恤孤慈幼的传统美德,营造关心关爱流浪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第三十条 教育部门负责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治工作。根据救助保护机构的需要,负责指定学校和教师协助救助保护机构对流浪未成年人进行文化教育、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对长期滞留救助保护机构内未成年人,提供义务教育;对返回原籍安置的适龄未成年人,及时接收入学;对家庭特别困难的,按规定纳入“两免一补”范围。
第三十一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内开展的流浪未成年人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管理,积极支持救助保护机构对受助未成年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对年满16周岁有就业能力的流浪未成年人,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服务。
第三十二条 交通运输、铁路等部门要为救助保护机构购买乘车凭证、接送流浪未成年人进出站和途中护送提供方便。
第三十三条 共青团和妇联组织要配合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残联要协助做好流浪未成年残疾人的救助保护工作。
第三十四条 土地、规划、城建部门要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建设项目办理有关手续实行优惠政策,按照规定减免项目收费。

第七章 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人,将救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建立稳定的救助经费保障机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人。
第三十六条 民政部门要加强基础数据的搜集和整理,保证基础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真实性,为救助经费预算申请提供可靠的数据保障。
第三十七条 救助保护机构要按财政部、民政部的要求,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使用制度,加强资金使用审计监察,做到统筹规划,专款专用、规范管理、严格监督,严禁挤占、挪用、骗取救助资金,确保救助专项资金用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三十八条 救助保护机构不得以发放现金的形式息事宁人,助长甚至纵容骗助行为,切实维护正常救助管理秩序。
第八章 档案管理
第三十九条 救助保护机构要为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建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档案》,涉及人员交接的,填写《受助未成年人交接表》。实行一人一档并建立电子档案。
第四十条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档案要如实记载流浪未成年人的相关情况:
1、姓名、年龄、性别、本人户口所在地、住所地;
2、流浪的原因、时间、经过;
3、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亲戚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4、随身物品的情况;
5、接收情况(包括护送人情况、身体状况、处置情况);
6、救助服务情况(包括发放物品、饮食供应、通讯联系、医疗救治、特殊服务、教育培训、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突发事件的处置情况);
7、移交安置情况(包括移交安置方式、接领或带离单位人员);
8、有关证件的复印件、照片和视频资料。
第四十一条 流浪未成年人档案资料的保管期限为对该流浪未成年人停止救助后不少于5年。

第九章 行政和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各相关部门和救助保护机构不履行职责的,要给予相关责任人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除依法、依纪追究当事人责任外,并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第四十三条 救助保护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违反规定的,由该救助保护机构的上级民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救助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受助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发现受助人员有犯罪嫌疑的,应及时报警务室处理。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