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职业化的界定

杨亚新


　　对法官职业化的概念的理解，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有着不同的界定。
　　学术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不同的界定，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不仅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责，而且更重要的是属于特别职位，以特殊的工作方式，实现特别的职能—法律裁判职能。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官的职业化是指人们一旦尤为法官，便应与政治事务、经济行为和繁芜感性的社会思潮长期稳定地保持相对疏离，中立地、恪尽职守地从事审判工作而不应在担任法官的同时从事其他经营以获取利益，国家则应为法官的职业行为提供成熟有效的保障和约束规范作为制度基础，包括法官的职业资格制度、法官的职业培训制度、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法官的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机制。第三种观点，英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第四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依托，在正当的法律程序制约下，根据对法律的娴熟的理解及信奉，通过独特、敏锐的分析和判断力，以其中立的地位、毫无偏私的良心，在内心确信的状态下，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裁判以实现社会正义的精英化的职业群体。以上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法官职业化的特点，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值得肯定。
　　法官职业化，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末的文件，2002年作为法院队伍建设总体思路正式确立下来。在2002年7月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法官职业化就是通过一定方式，逐步使法官职业形成一个拥有共同专业的法律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和公正信仰的整体，具有仅属于该群体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而这种传统、气质又尤为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能够确保法官具有抵御外界干预的勇气和能力。同时，对引导、培养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起到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在法治国家，法官之所以要求职业化，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决定的：
　　1、法官职业规律的要求
　　法官是一种从事审判活动的职业，审判具有自身的规律，只有具有专门知识与经验的人才能胜任法官职位。在古代社会，法律尚不发达，当时的纠纷主要靠习俗、伦理加以调解，虽然也会诉诸法律，但法律上的裁判并不复杂，因而从事法律裁判并没有尤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裁判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领队性的事物。随着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逐步扩大，法律裁判就尤为一种专门性的知识，无此知识就不能从事此项工作。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法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法律的专门化程度来越高，因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法官职业保障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裁判活动，这种活动的特点是不有从总体上增加社会福利，而只能损此增彼，这也是一种校正的公正。在这种情况下，裁判活动是通过减损一方利益而增加另一方利益的方式实现法律上的公正，利益受到减损一方必然对此不满。因此，法官的职业必然应当获得法律保障，也就是要求法官职业具有稳定性，不受外在因素影响，以保证法官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法律上的判断。
　　3、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专门性工作，因而需要具有专门性知识，这就对法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的职业素养，不仅仅是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与道德素质。这种职业素养是在长期从事审判工作中形成的，并且与法官职业特点相吻合的。只有实现了法官职业化，才能将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现实化。同样，法官作为一种职业，也有其特殊的职业素养上的要求，甚至法官还应具有特殊的气质、特殊的思维方法，乃至于特殊的生活方式，例如，法官不能随意出入娱乐场所，尽量少的交友，孤独的生活方式等。这些职业素养对于保证法官的公正裁判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职业素质是在长期从事法官职业活动中养成的，只有职业化的法官才具备的。
　　对照以上三个方面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法官职业化程度还是较低的。一方面，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虽然近年来随着推行统一司法考试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逐年提高，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法院内不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胜任法官职业的人，这些人应当通过一定的途径，或者尤为称职的法官，否则予以淘汰。另一方面，法官职业的稳定性还不够，在目前的法官管理体制下，法官，包括庭长、院长是由同级人大选举或者任命的，归属于地方管理。由此可见，实现法官职业化对于保证司法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法官职业化意味着精英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时候，如何与司法的大众化相协调，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应该说，法官职业化本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如同我国学者所言，包括精英与社会脱节的必然倾向、割断法律与社会的联系的可能、判决的形式化、法律运行中的繁文缛节、法律行业的垄断性、诉讼程序消耗大量财力和时间，等等。在这些局限当中，最大隐患在于与社会的脱节。法官职业化容易形成职业垄断与封闭，并且与社会相隔绝。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就不能及时反映社会要求、倾听公众呼声。尤其是在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出现的过度职业化的情况下，其司法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引入大众参与司法活动。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是过度职业化，而是未能实现职业化，正在从法官的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管也应当警惕过度法官职业化可能带来的危险，但仍应以实现法官职业化作为司法改革追求的目标。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杨亚新
最高人民检察院


高检院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励办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第127次党组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鼓励高检院机关各内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积极研究检察基础理论，多出高质量、有影响、能回答重大理论问题的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促进检察理论繁荣发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服务，为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服务的方针。


第三条 高检院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奖设成果奖和组织奖，每年奖励一次。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领导和组织评奖工作，检察理论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


第四条 高检院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只奖励最高人民检察院各内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人员上年度公开发表的以检察基础理论为主题的研究成果。


一项成果有多名作者的，如有一名作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或直属事业单位的人员，即属于奖励的范围。一项成果的多名作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内设机构或事业单位的，由排名第一的作者所在单位申报。


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是指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的基本内容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著作。单独或综合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或规范的方法研究如下主题的成果均属于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一）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


（二）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人员任免和领导体制；


（三）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职权行使及其监督机制；


（四）检察机关的业务管理、人员管理和检务保障机制；


（五）检察工作的政策和策略；


（六）其他与检察体制改革和检察工作机制改革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


第五条 每年1月底前，各内设机构和事业单位统一向检察理论研究所报送本单位人员上一年度公开发表的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报送材料包括：（1）著作原件，论文所载期刊的目录页、正文的复印件一份；（2）注明所报各项成果的题目、作者、书刊名称、发表时间、字数的清单。


第六条 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按照下列标准分别予以奖励：


一、在权威报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求是》、《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的检察基础理论论文，按千字2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二、在知名期刊（包括教育部各直属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的学报、法学期刊）上发表的检察基础理论论文，按千字5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在上述权威报刊和知名期刊以外的其他有统一刊号或报号的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文章，以及正式出版发行的图书，属于检察基础理论范围的，可参加组织奖的计分，但不纳入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的奖励范围。


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须为3000字以上，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须为5000字以上。


对于高质量、有重大影响的检察基础理论专著需要设立特别奖的，经两名专家或厅（局）长推荐，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按照千字3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参与高检院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的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评奖，不影响申报全国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奖。


第七条 组织奖按照各单位人员发表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档次的总得分进行排名，每年奖励前三名。


属于奖励范围的成果，每部专著5分，每篇论文1分，在权威报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另加4分，在知名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另加1分，其他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文章不另加分。


检察理论研究所、法律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检察官学院只参加排名，不纳入组织奖奖励范围。


第八条 基本内容相同，以不同作者名义发表，或者，以多种形式发表的，不得重复奖励。


当年漏报的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可以在第二年补报，但是不得延至第三年补报。


第九条 检察理论研究所每年2月底前完成初步评审工作，提出初步意见，报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审查，并由高检院党组决定后，公布评奖结果。


第十条 2005年1月1日以后公开发表的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均适用本奖励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