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 国家计委 国家体改委


民政部、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教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建设部、卫生部、国家体委、国家计生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老龄委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
民政部 国家计委 国家体改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民政厅(局)、计委(计经委 )、体改委、教委(教育厅、局)、财政厅(局)、人事厅(劳动人事厅、局)、劳动厅(局)、建设厅(局)、卫生厅(局)、体委、计生委、人民银行分行、税务局、老龄委：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社区服务业全面、快速地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请遵照实施。
一、社区服务业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社会服务业。社区服务业是在政府倡导下，为满足社会成员多种需求，以街道、镇和居委会的社区组织为依托，具有社会福利性的居民服务业。社区服务业由社区福利服务业、便民利民服务业和职工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业组成，是社会保障
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行业。社区服务业具有福利性、群众性、服务性、区域性四大特点。自一九八七年民政部倡导这项事业起，目前在全国大中城市已初具规模。截止一九九二年底，各类社区服务设施11.2万个，形成了以社区服务中心为骨干，以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
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发展社区服务实体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社区服务业格局。
社区服务作为新时期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办和职工福利向社会开放的一条新路子，适应了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需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促进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欢迎。
二、把社区服务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老龄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多元化，群众对社会服务需求急剧增加。为此，各地区的有关部门要把发展社区服务业作为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人口素质密切相关的行业纳入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及其他有关规划；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按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发展、城镇建设、产业结构优化相适应的社会化、产业化、法制化的社区服务的方向，积极支持和推动社区服务业的发展；对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
问题，要结合深化改革认真帮助解决。
三、社区服务业的发展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基本建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服务门类齐全、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网络。社区服务业产值每年要以 13.6%的速度增长；每千人口拥有的服务网点要有很大增长， 各类社区服务设施达到26万个；85%以上街道兴办一所社区服务
中心，一所老年公寓(托老所)、 一所残疾人收托所和一所以上托幼机构。
四、社区服务业的基本任务是：充分发挥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积极性，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兴办社区服务业。加速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开展各种便民家庭服务、婚丧服务、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文体健身娱乐服务、婴幼儿教育服务、残疾儿童教育训练和寄托服务、养老服务、避孕节
育咨询、优生优育优教咨询、心理咨询等服务项目。大力创办社区服务实体，不断壮大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并通过培训，提高专业化水平。立足民政，面向社会，为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采取联营共建等形式，与
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开展双向服务。
五、统筹规划社区服务业。从一九九二年起，国家计委以社区服务站为立项指标，将社区服务业纳入国家计划。地方各级计划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就发展社区服务业的资金、劳动力、用地等列入当地计划，统筹安排。
各级城市规划部门在城镇规划中，安排社区服务建设项目。在新区建设及旧区改造中，要将社区服务设施纳入公共设施配套建设规划，严格按照规划实施。对购买或租赁专门用于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社区福利服务的房屋，可在当地政府掌握的微利房、成本房中考虑；对居住区内用于非
社会保障性质的服务的房屋和设施，可采取不同方式，实行有偿使用。
六、大力扶持社区服务业。各级财政部门可将社区服务中心视为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并根据本地区的财政状况，在其开办期间给予适当补助。对于核定社会福利事业费开支的社区服务单位，要按照有关政策在经费上继续给予支持。为便于地方执行，可在“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经费”项的
说明中，增加对社区服务业补助的内容。继续贯彻执行财政部《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实施细则》和《关于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征免事项的补充通知》中，有关“民政部门所管的社会福利企事业收入免征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确属民政部门所办的残疾人社会福利企事
业收入免征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的规定，对凡由民政部门所办，专门为优抚对象、残疾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社会区服务项目，创办初期免征两年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
对育婴托儿、医疗保健、婚姻介绍、殡葬服务项目的收入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按国家统一的减免税规定执行；对敬(养)老院(托老所、老年人寄托所)、盲人按摩诊所、盲聋学校(培训中心)、弱智儿童学校(启智站)、伤残儿童寄托所、残疾人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残疾人活动中心、康复中
心、残疾人用品供应服务站(点)、民政部门管理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和老年公寓，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按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计委下发的国税发［1993］067号文件规定执行； 对社区服务业中的其它第三产业经营项目的减免税问题，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贯彻《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而制定的税收政策执行。
对效益好、有偿还能力的社区服务企业所需资金，各地银行按照银行信贷原则给予适当支持。
对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经营单位，依法办理营业执照；对具备法人条件的经济实体，依法办理企业法人登记。
各级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要重视、支持初级卫生保健和社区康复的发展，开展健康教育，动员群众参与。对符合国家卫生法规的社区服务卫生保健、康复单位，优先发给卫生或医疗许可证，并加强指导和管理。
各级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要重视、支持社区体育的发展，加强社区群众体育活动的管理和技术指导。
七、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多方筹集社区服务业发展资金。各级政府要增加对社区服务业的投入；要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和引进国外资金用于发展社区服务业；各级民政部门要增加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对社区服务业的投入；使其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投资的比重得到提高。
鼓励国有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经济、民办企业及个人以资金、房产、设备、技术、信息、劳务等形式投入社区服务业；鼓励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外人士、团体、企业在中国兴办社区服务设施。
各地要建立社区服务发展基金。基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资助、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投入、国内外捐助和社区服务单位部分经营收入等。资金要逐步实行有偿使用，滚动增值。要保持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渠道，发展社区服务业。
八、建立合理的社区服务业价格体系。依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根据社区服务业的不同服务对象和项目，采取无偿、低偿、有偿相结合，以有偿服务为主的方式，建立起标准有别的服务价格体系，改变社区服务业价格偏低、价值补偿不足的状况。对老弱病残，服务价格必须优惠
；对社区居民，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价格和收费标准完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
九、建立充满活力的社区服务业运行机制。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以产业化、社会化为方向，根据社区服务业具有社会福利性的特点，实行不同的经营管理方式。赋予社区服务单位经营、用工、分配自主权。社区服务单位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突破行业界限，确定经营、服务项目。实
行企业化管理不需财政拨付经费的单位，享有相应的用人自主权和编制决定权。逐步建立辞退、辞职制度，实行用人单位与职工双向选择。社区服务业职工的收入与经营状况、服务质量挂钩浮动。社区服务业单位有权在提取的工资总额中自主决定职工的分配。在社区服务业从事专业技术岗
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专业技术资格，其职务和待遇由社区服务业单位自主决定。要吸收离退休人员、离岗富余人员和待业青年参与社区服务业。
十、加强社区服务行业管理。各级民政部门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发展社区服务业的规划和政策，实行行业宏观管理，进行业务指导和提供服务。为了保持社区服务业的正确方向和性质，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从业管理，实行《社区服务证书》制度。要建立社区服务统计指标体系，
进行科学评估。要抓紧制定与产业政策相配套的各项法规，促进社区服务业走上法制化、产业化的道路。



1993年8月27日
浅谈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中山大学法学院02级4班 蔡惠燕


[摘要]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要部分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法上产生和适用较早的一个原则，它对维持国际正常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当今世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受到了严重挑战。本文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历史沿革出发，探讨了内政与干涉的内涵，并分析了各种干涉内政原则的行径，特别是揭穿了“人道主义干涉”的强盗面目，最后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浅谈了中国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关系，并指出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在解决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人道主义干涉 中国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正文]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总称，是50年代中期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1]它的确立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法，也表明了中国对当代国际法发展的重大贡献。[2]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指导着各国进行国际交往，成为协调各国利益以正确处理国际纠纷的法律基础，有利地维护、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五项原则重要组成部分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各国维护本国利益、反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武器，是国家独立生存、发展的有力保障，特别是保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对维持国际正常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一些国家利用各种借口，以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干涉他国内政，严重地破坏了国际秩序，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这些现象的存在，更向我们表明了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只有确定不疑地坚持和发展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为各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可以说，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任重而道远!-
一、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历史沿革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法上产生和适用较早的一个原则。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已产生并适用，其首先是由法国国内法提出的。1793年法国宪法第119条规定：法国人民不干涉其他国家政府事务，也不允许其他民族干涉法国的事务。这项原则原是为反对封建势力干涉资产阶级革命和掌握政权的。[3]由于这项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题中之意，是反抗侵犯国家主权行为的有力武器，所以很快就被各国所接受，成为国际习惯法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干涉内政原则成为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第8款规定：“如争执各方任何一方对于争议自行声明并为行政院所承认，按诸国际法纯属该方国内管辖之事件，则行政院应据情报告，而不作解决该争端之建议”。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并且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7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这一规定将不干涉内政原则一般化，上升为约束联合国组织及其会员国行为的七项原则之一，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发展。[4]
１９５４年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不干涉内政”补充为“互不干涉内政”，表明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双边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将权利和义务统一于一项原则中，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进一步发展。[5]1965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特别强调：“任何国家，不论为何理由，均不得直接或间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外交；不得使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措施威胁他国，以使其屈服；不得组织协助、制造、资助、煽动或纵容他国内部颠覆政府的活动；不得干涉另一国的内乱。” 联合国１９７０年１０月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重申：“各国严格遵守不干涉任何他国事务之义务，为确保各国彼此和睦相处之一主要条件”；“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因此，武装干涉及对国家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预或试图威胁，均系违反国际法。”
以上规定都确定并强调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提出对干涉内政的行为不仅要进行谴责，而且还确认是“违反国际法”的，应负国际责任，这是对国际法的重要补充和发展。[6]
二、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涵
互不干涉内政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要求。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要求，任何国家都有自主地选择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制度的权利，任何其他国家不得以政治、经济或其他方式，强迫他国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直接或间接干预他国的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既不允许武装干涉，也不允许政治干涉、经济干涉、文化干涉乃至人权干涉；任何国家不得组织、协助、煽动、资助目的在于颠覆别国合法政府的组织或活动。 a)内政及内政的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并未给“内政”一词一个界说或规定其判断标准，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肯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应包括国家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7]联合国宪章第２条第７款规定：“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为内政。就其实质而言，内政或国内管辖之事件是指应当由国家自主处理的一切事项，是国家在其管辖的领土上行使最高权力的表现。也就是说凡是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事项，即本质上属于国家主权管辖的事项都是内政。如有权决定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内部组织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国家在本国国内的行为也可能是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凡属践踏国际法准则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都不能解释为“内政"。别国对此违法行为的干预，并不构成对内政的干涉，例如前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统治便是违反国际法的，是不属于内政的范围的。[8]
再有，提到内政就不能不涉及“国际关心事项”（ｍａｔｔｅｒ of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日文称“国际关系事项”）。这是由联合国提出，并得到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法概念。日本《国际法辞典》在“国际关心事项”辞条中也明确指出：“虽属一国国内管辖权内的事项，但根据条约该事项成为国际法的限制对象而国家对此负有法律义务时，不言而喻，该事项便成为该国不能自由决定的问题。”日本国际法学界也认为：“达成国际协议，该事项即不再是国内问题”，“不产生违反不干涉义务的问题”。例如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又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些国际条约和声明都构成了日本政府在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放弃军国主义问题上所须承担的国际义务。日本如果违反这些条约和声明，就超出了日本“内政”的范围。这即是说，它已构成“国际关心事项”，自然不再受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任何保护。[9]
b)干涉的含义及形式
什么叫干涉？这里引用由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寺泽一主编的《国际法基础》一书中的定义“干涉是以行使武力、断绝外交关系及其威胁等强制执行为背景，把本国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行为。因为干涉是强制的，所以提出建议、斡旋或调停等不是干涉。”很多学者认为干涉是指一国或几国为实现自己的意图，使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手段，以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干预另一国的内外事务，使被干预国按照干预国的意图行使，以改变被干预国所执行的某种方针、政策或存在的情势。如：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越南侵略柬埔寨等。[10]
干涉有多种形式：有采用武力的干涉，也有采取其他形式的干涉。非法使用武力并不是干涉的唯一方式，干涉可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各种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国人民的觉醒，干涉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干涉的方式除了公开露骨的干涉外，更多的是采用隐蔽、狡猾的方式：如组织、制造、资助、煽动或怂恿在他国内部进行颠覆活动，派遣间谍、特务等。
干涉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分。行为的干涉，属积极干涉，是最常见的，也就是最直接的进行干涉。消极干涉即不行为的干涉，是指打着不干涉的旗号而纵容别国侵略的情况，是一种特殊的干涉形式。这种干涉更难以让人察觉，更能为干涉国制造“事不关己”的假象，为其推却责任、避免谴责提供有利的借口。国际实践中做明显的例证是：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英、法等国打着“不干涉主义”的旗号，不谴责佛朗哥的法西斯暴行，不制止意、德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政的干涉，从而使西班牙的合法政府被法西斯推翻。这样，英、法就构成了消极意义上的对西班牙内政的干涉。
但是，如果依据国家间平等的合法条约或应别国政府的请求，援助遭受侵略的国家，这是履行正当的国际义务，既不是侵犯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是干涉他国内政。如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即属此类。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采取经济、政治、外交或军事制裁的行动来反对侵略，派出维持和平部队协助缓和动乱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将敌对双方的军队隔离开来，均不属于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11]另外，各国对实行种族隔离或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所作的斗争，当然也构成国际法上的干涉。
三、 警惕各种干涉内政的行径
历史上，各种干涉内政的行为层出不穷，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国际关系，引起国家间的对抗与冲突，导致世界动荡不安。这些都触动着全世界人民的神经，引起他们的高度警惕，他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才能真正尊重他国的主权，才能实现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目标，才能维护和推动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他们愿意也乐意同各种干涉内政的行径做最坚决的斗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大国变换了手法，使出了他们的另一个伎俩：他们提出“依据权利进行干涉”和“人道主义的干涉”是合法的。他们认为：凡依据“国际条约”、“应合法政府邀请”、“保护外国侨民”、“防止不法行为”而进行的干涉活动，都是“依据权利的干涉”；凡根据一个外国的判断，一国确有违反“基本人权”时，该外国进行的干涉就是“人道主义的干涉”，一时间“人道主义干涉”几乎成为西方大国随意插手别国事务的“敲门砖”。很多人就在他们的大肆渲染下，迷茫了，相信了，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真正维护人权、维护各国的主权。更有甚至也加入了宣传、推崇“人道主义干涉”的行列。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受到了严峻挑战。因此，揭穿“人道主义干涉”的强盗面目具有深刻的意义。
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Ian Brownlie将“人道主义干涉”定义为“一个国家、交战团体或一个国际组织威胁或使用武力，目的在于保护人权。”[12]Anthony Clark Arend和Robert J.Beck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未经目标国被承认政府同意和未经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的行动。[13]从历史上看，人道主义干涉是与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对目标国使用武力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是保护目标国的国民在该国免受非人道的迫害或虐待。所以有人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当某一国家专横和残酷地迫害其本国国民、特别是宗教或人种的少数者时，其他国家对那些遭受迫害和压制的少数者给予支援并以各种形式向该国家施加压力的干预行为。”19世纪，许多学者把人道主义干涉看做是以“人道主义为理由的干涉”，其重点是在人权的保护上。到了20世纪，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扩大到了非武装的手段。简言之，人道主义干涉一般可以理解被理解为由外部力量（另一国家、一些国家、国际组织或二者结合）对目标国的国内事务的不寻常的行为，目的是为了促进后者实现某些人道主义价值和实践。[14]
然而在国际实践中，人道主义干涉往往是强国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或其他利益而采取的对弱国的单方面强迫行为，显属人道主义的滥用，[15]它只不过是国际政治领域中霸权主义思潮的演绎，是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如果是合法的话，必将使某些国家随意按照自己的标准对他国内政进行判断和干涉，国际关系也将因此发生混乱。[16]人道主义只是从事非法活动的漂亮借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借口。
所以，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人道主义干涉等各种干涉内政的行径，坚决抵制、反抗这些行径！让世界永远和平稳定！
四、 中国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中国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互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是我们所推崇和遵守的，我们正是以这一原则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正确、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维护本国以及他国的利益，为加强和发展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做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５４年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不干涉内政”补充为“互不干涉内政”，表明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双边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将权利和义务统一于一项原则中，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进一步发展。1978年8月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该条约第三条也规定：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中日两国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中国人民明白：世界是多样性的，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17]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为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成功地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步步争取到应有的国际地位。[18]
但是，有一些国家总是利用各种借口，千方百计干涉中国内政，比较典型的是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无视国际法的规定，无视客观现实，利用人权、台湾等问题插手中国内政，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坚决斗争！
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促进人权事业，认真履行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一直以来，中国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采取了许多保障人权的措施，特别是最近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义深远。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赞誉。中美之间在对人权问题的看法上确实存在分歧，但中方一直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对话与交流妥善解决，并为此作出不懈努力，显示了最大的诚意和灵活。他还强调，美方违背承诺，执意提出反华提案根本不是为了关心人权，而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企图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种把人权问题政治化的做法玷污了崇高的人权事业，不得人心，也会是徒劳的。[19]
针对台湾问题，2004年3月7日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是这样说的：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许多人问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只不过被一些人毫无必要地，甚至是别有用心地复杂化了。只要认清以下几点，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我们希望所有的国家都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要做干涉中国内政和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事。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扰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1993年9月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强调：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从不损害别国利益，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样，中国政府也要求各国政府，不做损害中国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正确处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
结束语：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经受住各种考验，越来越深入人心，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尽管现在国际社会上存在着各种挑战，但是，所有热爱和平与关心人类发展的人民都深信，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必将披荆斩棘，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的！！！
[注]：
[1] 见慕亚平：《当代国际法原理》，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2]见同上，第80页
[3]见同上，第103页
[4]见同上，第104页
[5]见李芳琪：《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于中国基础教育网，http://www.hgxx.cbe21.com/xueke/zhengzhi/szjt/bkzl/0024.htm
[6]见慕亚平，前注书，第104页
[7]见程晓霞：《国际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8]见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新趋势》，载于逸海书城，http://www.easysea.com/junshi/jtrb/009.htm
[9]见同上
[10]见慕亚平，前注书，第105页
[11]见李芳琪，前注文章
[12]转引自李红云：《人道主义干涉的发展与联合国》，载于《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第一卷，第2页
[13]见同上，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