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安全保卫工作实施办法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石家庄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安全保卫工作实施办法
(1990年2月9日市人民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通过，1990年2月14日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维护内部治安秩序，保卫经济建设和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河北省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安全保卫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
第三条 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是为预防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维护单位内部的正常秩序而进行的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第四条 安全保卫工作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确保重点、打击敌人、保障安全”的方针和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综合治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单位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
各单位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第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检举。
第七条 对在安全保卫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八条 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对单位安全保卫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安全保卫任务
第九条 单位安全保卫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开展法制教育，建立健全各项安全保卫工作制度；
（二）防范和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破坏活动，依据公安机关授予的权限查破一般刑事案件和治安事件，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反革命案件和重大案件；追查破坏事故和破坏嫌疑事故，参与调查重大事故；
（三）严格执行国家保密规定，防止失密、泄密和窃密事件确保国家机密的安全；
（四）保护法定代表人依法行使职权及其人身安全；
（五）接受公安机关委托，监督考察被叛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罪犯和被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被告人。
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和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员实施帮教；
（六）发挥治安保卫组织的作用，确保要害部门、部位和重点部位的安全，开展联防，维护单位内部及周围的治安秩序；
（七）及时调解处理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预防和减少犯罪；
（八）完成上级和公安机关交办的其它安全保卫任务。
第十条 单位应根据保卫工作任务，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主要内容包括：
（一）安全教育制度；
（二）要害部门、部位和重点部位的值班、守护、巡逻和检查制度；
（三）保密制度；
（四）登记、档案管理制度；
（五）帮教、监督改造制度；
（六）其它保卫工作制度。
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要害部门，系指党政领导机关、重要的新闻单位、科研部门和具有重要秘密及生产指挥决策职能的部门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单位。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要害部位，系指对全市或部分区域和系统及单位的正常秩序起决定作用或有重大影响的部位。主要包括：
（一）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岗位及主干管线、通迅枢纽、仓库；
（二）国防尖端、重点建设项目和对生产有重大影响的关健环节；
（三）贵重机器、仪器等物品存放处；
（四）其它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位。
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点部位，系指存放现金、票证、枪支弹药、危险物品、重要物资、文物、档案、机密资料及其它贵重物品的处所。
第十四条 确定市级要害部位，由单位提出申请，报市公安机关审批；单位内部的要害部位，须报县、区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下列人员不得在要害部位、重点部位工作：
（一）被判处缓刑、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及监外执行的罪犯和所外执行的劳教人员，被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被告人；
（二）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少管人员或有犯罪嫌疑的；
（三）有进行现行破坏活动危险迹象的。
第十六条 要害部位、重点部位工作人员的调配，应事先征求单位保卫部门的意见。对不适合在要害部位、重点部位工作的必须及时调离。
第十七条 建立健全要害部位，重点部位档案。
第十八条 要害部门、部位和重点部位的设施应符合国家建筑标准、技术和安全规范的要求。
重点部位须安装门窗防护栏、设置自动报警装置或有专人守护。
第十九条 现金、票证管理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现金、票证须存放在保险柜内；
（二）库存现金不得超过银行规定限额；
（三）当日营业所收的现金和票证须按规定及时上交，不准在营业室过夜，遇有特殊情况不能上交时应派专人守护；
（四）盖章有效的票证，在不使用时不得盖章；
（五）储蓄所应备有防抢劫的自卫器械，柜台防护门必须加锁，营业时间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六）取、送现金超过千元的，应两人以上或专车护送。
第二十条 要害部门、部位和重点部位的安全措施，应经公安机关检查验收。
第二十一条 取送文物、重要物资、机密资料及其它贵重物品，须两人以上或专车护送。
第二十二条 枪支弹药，有害、危险物品及文物的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废旧物资回收单位收购生产性废旧物资或废旧文件资料时，须收验单位证明，对情况可疑或有失密、泄密现象的，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第二十四条 单身宿舍留宿外来人员，须向单位保卫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单位内部招待所在办理住宿手续时应验看住宿人员证件。
第二十六条 加强对突发性事件的预测，严密掌握动向，及时组织调查、疏导。对有违法犯罪迹象的须严格控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二十七条 刑满释放、解除劳教的人员，由原单位接收安置；对没有工作单位或有能力自谋职业的，有关部门应帮助其自谋职业。
第三章 安全保卫责任制
第二十八条 安全保卫工作须纳入各级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与生产、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
第二十九条 单位法定代表人对安全保卫工作负全面责任，主管领导承担下列责任：
（一）研究制定并组织落实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制度；
（二）加强对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搞好保卫队伍的组织、思想和业务建设；
（三）及时解决安全保卫工作存在的问题。
第三十条 单位内各部门及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须加强对所管辖范围内的安全保卫工作领导。负责组织落实上级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案，遵守管理制度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第三十一条 对公安机关提出的《隐患通知书》和整改建议，本单位按期整改确有困难的，可向通知机关申报理由，请求延期；但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安全保障措施，并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章 保卫机构和群众治安保卫组织
第三十二条 保卫机构即是单位的职能部门，又是公安机关的基层组织，在单位和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行使公安机关授予的权力，具体负责日常安全保卫工作，协助领导对各项安全保卫制度、措施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和检查。
第三十三条 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设立保卫机构、配备人员。第三十四条 保卫机构和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保卫机构的设置或撤销，保卫部门负责人的任免或调动，应征求当地公安机关的意见，并向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五条 根据国家规定和单位的需要，可建立经济民警队、护厂队、校卫队、专职（义务）消防队和其他群众治安保卫组织。
第三十六条 保卫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对不适应从事保卫工作的，必须及时调离。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可靠；
（二）受过专业训练，业务能力和身体素质达到标准；
（三）热爱本职工作，遵守法纪服从指挥；
（四）忠于职守，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
第三十七条 其它群众治安保卫组织工作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政治可靠，遵纪守法，服从指挥；
（二）热爱治安保卫工作，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
（三）业务素质和身体素质胜任工作要求。
第三十八条 单位应加强对保卫人员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保卫人员的待遇，应不低于生产第一线职工。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九条 公安机关对单位安全保卫工作实施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的主要职责：
（一）协助开展安全保卫的宣传教育工作；
（二）协助进行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
（三）协助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工作制度并检查落实；
（四）发现隐患、漏洞，及时发出《隐患通知书》或提出建议，并帮助整改；
（五）调查案件和事故，协助总结经验教训。
第四十条 公安人员应严格按照职责范围，对辖区单位进行检查。
第四十一条 公安人员在履行职责时，须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不得徇私舞弊。对违反者，给予政纪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违章处理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安全保卫规定及本办法的，上级部门和公安机关应予以批评教育，并督促整改。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经指出仍未改正的，公安机关可向其主管部门发出通报。
（一）安全保卫工作未纳入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或承包经营责任制，未制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的；
（二）安全保卫工作制度不健全的；
（三）不按规定设立、撤销保卫机构，调配和训练保卫工作人员的；
（四）不按规定执行值班、巡逻、守护和联防制度的；
（五）不按规定查破案件和调查事故、贻误工作的；
（六）不按规定开展监督考察工作和帮教，监督考察对象和帮教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的；
（七）隐患长期不能发现和解决，而发生案件或事故的。
第四十四条 对《隐患通知书》指出的重大隐患，单位逾期不改或拒绝整改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报告同级政府批准，责令部分或全部停产、停业整顿。
第四十五条 对年内发生的特大案件和重大伤亡事故以及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单位，取消其当年企业升级和获得荣誉称号的资格。
第四十六条 上级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报告的无力消除的隐患，以及《隐患通知书》通知的隐患，久拖不决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
第四十七条 单位保卫人员违反本办法的，由单位予以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责令赔偿。因疏于管理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单位领导人和有关责任者的责任。
第四十八条 公安机关对违反本办法的人员，可建议上级主管部门予以政纪处分。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分：
（一）隐瞒案件或事故，不如实报告的；
（二）拒不承认或嫁祸他人的；
（三）对检举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情节轻微并能认真检查，确实改正的，可从轻或免于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条款，以省政府规定为准。行业管理部门有专项规定的，按专项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无罪判决增多的喜与忧
毛立新
近来，各地法院宣判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不断增多。6月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杀妻骗保”案中的被告人王洪学、王洪武兄弟宣判无罪（《南方周末》6月16日）; 6月23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谋杀案的被告人尚某宣告无罪，此前还曾对云南省环保局某处副处长施某涉嫌受贿一案判决无罪（《中青报》7月9日）;7月19日，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对三名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发回重审后被改判死缓的杀人、抢劫疑犯宣告无罪（《新京报》7月21日）。
在反思佘祥林冤案的背景下，无罪判决案件增多，被看做是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注重保障人权的结果，是司法文明、进步的体现。同以往司法实践中盛行“有罪推定”、“罪疑从挂”、“罪疑从轻”相比，这确实是令人欣喜的进步。尤其值得赞赏的是，这些无罪判决，并不像杜培武、佘祥林等案件那样，是在真凶落网或者受害人“复活”后才宣判无罪的，而是在案件真伪不明、证据存有疑点的情况下作出的。
这说明，“无罪推定”、“罪疑从无”、“保障人权”等现代司法理念正在深入人心，“重打击、轻保护”、“宁枉勿纵”等传统思维日渐式微。对这些无罪判决，媒体和公众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和认可，并没有看成是对犯罪分子放纵，这表明全社会的人权、法治意识也已今非昔比。
但对无罪判决不加分析，一味叫好，则是犯了简单化、片面化的毛病。因为，刑事诉讼担负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另一方面，还必须尽可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有效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宁可错判一千，不可错放一个”固然不可取，但倡言“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判一个”，恐怕也非当前社会所能承受。因而，无罪判决增多，可喜之中未必没有可忧。
分析近期的无罪判决案件，多数是因为案件事实存有疑点、证据锁链不完整造成的，即属于“疑案”。根据“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为避免伤及无辜，对“疑案”作出无罪判决，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但需要深究的是，这些“疑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应当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冤及无辜，即被告人根本没有实施犯罪;其次，可能是被告人确已犯罪，但由于主客观方面原因，使证据难以收集齐全;再次，还有可能本不是“疑案”，证据已属确实、充分，但审判人员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出现失误，将其误判为“疑案”。
对前两种情形，理应实行“疑罪从无”“无罪放人”。但即便如此，其中也并非没有可忧之处。不管是冤及无辜，还是放纵真凶，往往与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失职渎职密切相关，折射出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之忧、办案质量之忧、敬业精神之忧。比如，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现象至今屡禁不止，成为制造冤案的元凶。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率、痕迹物证提取率、利用率都不高，一些有限的关键证据往往还因办案民警责任心不强，未能及时加以提取、固定和保存，甚至有的证据还被人为丢失、毁坏，从而导致案件无法认定。对这些情形，均需详加剖析，认真反省，并启动问责机制予以倒查和追究。对第三种情形，如果是由于审判人员纠缠于案件事实的细末，或者机械、错误理解法律所致，则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因而，对无罪判决，不能简单地一味叫好，而应当具体分析，认真研究，有教训的要加以总结，有错误的要加以纠正，既要给被告人以公正，也要还受害人以公道。
近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宣判无罪的“杀妻骗保”案重新进行审查，认为终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宣告无罪不当”，并已建议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见《检察日报》7月16日)这正说明无罪判决并非都是无可质疑、绝对正确。回想此案宣判之时，媒体一片赞扬之声，被视为反思佘祥林冤案的成果，从“疑罪从有”走向“疑罪从无”的典范，代表了司法理念的进步。此案最终是否会提起抗诉尚不得而知，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能在一片叫好声中，顶着压力对存有疑问的无罪判决发难，体现出司法机关崇法护法、追求正义的可贵精神。
刑事诉讼必须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如果说冤及无辜是对正义的亵渎，那么放纵真凶也同样意味着正义的流产。为防止冤案，一定程度的放纵也许难以避免。但如果是由于司法人员失职、渎职或者疏忽、失误而放纵真凶，则属莫大的罪过，有必要向受害人和全社会作出深刻的交代。
如同面对冤案需要问责一样，面对日渐增多的无罪判决，我们在叫好的同时，有必要多一个心眼，查一查其是否“货真价实”，其中有没有执法者的失职、渎职或者疏忽、失误。否则，不管青红皂白，一味地给无罪判决捧场，难免会使“亲者痛、仇者快”，这绝非法治的福音，更无助于实现公平与正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