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办公厅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的通知

（2002年2月22日）

深办发〔2002〕1号

　　《深圳市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深圳市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正确评价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促进领导干部全面履行职责，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中办发[1999]20号）和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东省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试行）》（粤办发[2000]19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领导干部是指市、区直属的党政机关（含派出机构，下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的党政正职领导干部，镇、街道办事处党政正职领导干部（以下简称领导干部）。
　　第三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是指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对其所在部门、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有的责任，包括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
　　主管责任是指领导干部任期内对其所在部门、单位的经济活动事项由于管理、领导不当造成不良的经济效果或因监督不力致使所在部门、单位出现违法违纪问题应负有的经济责任。
　　直接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因以下行为，致使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而应当负有的责任：
　　（一）直接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授意、指使、强令、纵容、包庇下属人员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
　　（三）失职、渎职的行为；
　　（四）其他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四条 领导干部任届期满，或者任期内办理调任、转任、轮岗、免职、降职、辞职、退休前，应当接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以下简称经济责任审计）。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组织、人事部门或纪检、监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可以提请对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第二章 审计管辖和组织实施
　　第五条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市、区组织、人事部门应在每年12月底前向同级审计机关提出下一年度经济责任审计书面委托建议书，由同级审计机关组织实施。
　　临时提请经济责任审计，由组织、人事部门或纪检、监察机关商审计机关后，按规定程序实施。
　　第六条 市、区审计机关分别负责市、区直属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
　　市、区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和设在各区的市垂直管理的部门、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由市审计机关直接进行审计，也可以授权区审计机关进行审计。
　　审计机关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由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市、区党政机关主管的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由主管机关报经同级审计机关同意后，责成内部审计机构或委托社会审计组织进行审计。
　　第七条 审计机关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时，应组成项目审计组，配备相应审计人员，并可聘请具有与审计事项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参加审计。
　　第八条 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承办经济责任审计事项，要依照审计机关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实施审计，并接受审计机关的指导和监督。
　　第九条 审计机关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所需的经费，应当列入本级政府专项财政预算，予以保证。
　　委托社会审计组织审计的费用，由委托单位承担。
第三章 审计内容
　　第十条 审计机关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应当通过对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进行审计，分清领导干部本人应当负有的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并作出客观的审计评价。
　　第十一条 对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或者财务收支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决算；
　　（二）预算外资金的收入、支出和管理情况；
　　（三）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款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情况；
　　（四）专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五）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六）固定资产的投资、购置情况；
　　（七）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八）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九）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第十二条 对区、镇、街道办事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还应重点审查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对外投资和重大建设投资项目的管理、效益情况，以及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增加城镇居民和农民负担的情况，分清领导干部应负有的经济责任。
　　第十三条 审计机关实施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应当充分利用已经完成的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的结果和有关审计资料，并可以同正常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工作相结合。
　　第十四条 审计机关要在审计基础上，审查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所在部门、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和遵守国家财经法规情况，审查领导干部在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中有无侵占国家资产、违反领导干部廉政规定和其他违法违纪的问题，分清领导干部对所在部门、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中不真实、资金使用效益差及违反国家财经法规问题应当负有的责任。
第四章 审计程序
　　第十五条 审计机关在实施审计前，应听取同级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对被审计单位及其领导干部的意见，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应积极向审计机关通报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审计机关应在实施审计3日前，向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同时抄送被审计的领导干部。
　　第十七条 审计通知书送达后，审计机关向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派出审计组，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和领导干部本人应当在审计工作开始5日内向审计组全面、如实提交与经济责任审计相关的资料。
　　第十八条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应当提交的资料包括财务会计资料、统计资料、工作总结、会议纪要、经济合同及纪检、监察、审计机关检查报告等。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应当向审计组提交的书面材料包括：
　　（一）本人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
　　（二）任职期间所在部门、单位对外投资及借款情况；
　　（三）与本人负责的工作相关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情况、主要经济活动情况及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四）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领导干部廉政规定情况；
　　（五）需要向审计组说明的其他情况。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部门、单位必须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作出承诺。
　　第十九条 审计组实施审计后，应当及时向审计机关提交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报送审计机关前，应当征求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和本人的意见。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部门、单位应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审计组提交书面意见；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书面意见的，视同无异议。
　　审计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实施审计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被审计的领导干部的职责范围和所在部门、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三）审计发现的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部门、单位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和领导干部廉政规定的主要问题；
　　（四）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对审计发现的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和廉政规定的问题应当负有的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
　　（五）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部门、单位存在的违反国家财经法规问题的处理、处罚意见和改进建议；
　　（六）需要反映的其他情况。
　　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部门、单位对审计报告提出异议的，审计组应进一步调查、核实，必要时应修改审计报告，并将书面意见一并交审计机关。
　　第二十条 审计机关在审定审计报告后，应对领导干部本人任期内的经济责任作出客观评价，向本级党委、政府提交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并抄送同级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
　　审计结果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审计机关对审计结果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
　　（二）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和总体评价；
　　（三）审计查出的部门、单位主要问题和领导干部个人经济问题；
　　（四）领导干部个人经济责任的确定。
　　第二十一条 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出具的审计结果报告在提交主管机关后，主管机关应将审计结果报告抄送同级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审计机关。
　　第二十二条 审计机关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问题，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处理、处罚决定或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在审计中查出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问题，应如实向委派或委托机关反映。
第五章 审计结果的利用
　　第二十三条 组织、人事部门、单位主管部门应当将审计结果报告，作为领导干部任用、处理时的参考依据。对严重违犯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应当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由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确有问题，又不构成党纪政纪处分的，由领导干部任免、管理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在对领导干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考核中，需将对领导干部的审计情况列入责任考核的内容，并同时进入其《廉政卷宗》。
　　第二十五条 审计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认为需要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的，按法定职权及有关程序办理。
第六章 组织领导和工作责任
　　第二十六条 为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成立市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领导担任组长，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监察局、人事局、审计局和财政局的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
　　市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于每年5月和11月召开会议（特殊情况可临时召集），商定年度审计计划，通报、交流经济责任审计及审计结果利用情况，研究、解决经济责任审计中的问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市审计局。
　　第二十七条 审计机关应当设立经济责任审计专职机构，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加强对审计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保证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质量。
　　事业单位的主管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充实审计力量，积极开展本系统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第二十八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秉公、正确利用审计结果；对审计查出、移交处理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应依法依纪作出客观公正的处理。
　　第二十九条 市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审计机关应当分别对区级机关执行本实施办法和利用审计结果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遇有审计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当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有关部门应积极处理，其调查核实结果应抄送同级审计机关。
　　第三十一条 审计机关依法实施经济责任审计，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部门、单位必须积极配合，不得拒绝、刁难、阻碍，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三十二条 审计机关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时，对提供虚假资料的有关责任人，应建议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
　　第三十三条 审计人员办理经济责任审计事项，应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保守秘密，并严格遵守审计回避制度的规定。
　　审计人员在审计期间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未作规定的事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由市审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安乐死的立法历程及其合法化探究

石化东


内容提要：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长期以来，安乐死的合法性被世界各国所怀疑，尽管民间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成果不大。不过，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本文通过对安乐死的国内外立法历程、合法性争论和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后，认为我国应确立安乐死，但实行的时机并不成熟，尚需缓行，更要有严格限制。
关键词：安乐死 立法历程 合法化 精神探源 构想

安乐死（Euthanasia⑵）一语源自于希腊语“美丽的死”，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⑴（Mercy killing）。他意指对于死期迫在眼前而有难忍的、剧烈的身体痛苦而又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应其真挚而恳切的要求，为了使其摆脱痛苦而采取人道的方法让其安然死去的行为。根据一般的安乐死分类方法，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还可以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和无法知悉本人意愿的安乐死（如病人为婴儿或植物人等）。积极安乐死是指采用积极的措施去结束垂危病人弥留在痛苦之中的生命，具体做法是给病人注射毒剂或给服毒性药品等。消极安乐死是指停止对垂危病人的治疗措施，停止对病人的营养支持，尤其是指停止使用现代医学设备和手段抢救病人，让病人自行死亡，这种做法往往被认为更不人道。通常所讲的安乐死，主要指积极安乐死。
一、 国内外安乐死立法进程研究
1905年，由弗朗西斯·培根首创，英语中才有enthanasia这个词用以指代“安乐死”，但是，安乐死的观念和实践却历史悠久。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证明人在场，递交由卫生部任命的“安乐死审查人”审查。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蓬勃发展。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⑶（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是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于半年后被废止。2001年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⑷于是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已彻底取得了胜利。最近，荷兰邻国比利时已开始制定有关允许实施“安乐死”的法律草案，西班牙也正在酝酿就此问题立法。
早在1987年，中国法学界、医学界和哲学界就开始了对安乐死问题的讨论（缘由是陕西汉中市的一家医院为一位女性肝硬化病人实施积极安乐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在我国，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只有两种：一是由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二是在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下的自卫杀人。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因为安乐死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复杂，一时尚不能如愿地阐明。
二、安乐死基本理念之争
自安乐死出现始，其合法与否等问题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理论上存在否认和赞成两种倾向。
否认安乐死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命具有绝对价值，“生命尊重之理念，是人类从事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现代社会伦理、典章制度，都是以此理念维系的。任何人都无权通过任何方式以任何理由来剥夺他人的生命。具体理由如下：（1）如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则给他人的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应和了“楔子理论”（“楔子理论”是台湾刑法理论界提出来的。他是指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引发非任意安乐死、杀人或大量虐杀的后遗症。），安乐死难避作为他人实施杀人工具的嫌疑，是违法行为合法化的外衣。（2）虽然现代科技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但医疗事故仍频频出现，医疗误诊也难以避免，这给安乐死对象（即病人是否身患绝症、是否临近死期）的确定造成了困难。如果承认安乐死，则有无端损害生命的隐患存在。（3）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就可能被根治。而且，凡有顽症而避之，不符合科学的精神，不利于医学的发展。（4）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尽力去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允许他们实施相反的行为。
而赞成者认为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在人实际上丧失继续生存的可能性时，结束其生命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理由如下：（1）人只要在不危及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结束自己的“残生”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安乐死是患有不治之症、临近死期、受尽痛苦的病人到达“生命彼岸”的优势性工具。（2）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包括生存权和死亡权）的尊重。（3）救死扶伤虽为医德之要求，但当人们迫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压力而竭力挽救一个痛苦难忍、无恢复之希望而自愿求死的人，实无多大的现实意义，这种做法丧失了相当的社会效益，必然会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引致资源劣化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原则。（4）建立一套科学的安乐死制度，做好肯定与否定的对象界定，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即对安乐死行为予以褒扬，对故意杀人等犯罪予以严厉打击，有利于善良人性的张扬，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纵观两派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主要围绕在生命神圣、至上观，个人独立价值观，同情论，本人同意论，关于医学新突破，危险先例论和功利观等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细介绍。
否定说片面宣扬安乐死的消极影响，抹煞了它的正面作用，忽视了社会的动态特征。而肯定说则过于强调安乐死的积极效应，看不到安乐死本身所固有的负面影响。对待安乐死应持既肯定又否定的扬弃态度，实行有保留的承认。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
尽管已有几个国家已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认可了安乐死的事实，但反对的呼声仍是主流。在荷兰刚刚通过安乐死法案之后不久，俄、德、瑞典等国立即做出反应，表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而且在荷兰也发生过数起假借安乐死进行谋杀的案例。笔者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存在其独特的道德伦理基础、文化根底和精神渊源。
伦理是指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它是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在当今社会，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的外延不断扩大，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纳入到了伦理道德的整个评价标准体系。可以说：凡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不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不道德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价值是积极的，纯粹意义上的，所谓的道德也是善的，因为“不是任何道德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反映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只具有伪价值。只有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才具有真正的价值。”⑸“安乐死的实行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向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还将活下去的人。一个健康、神志清醒的人，有选择死亡的自由，为什么一个身患绝症不能治愈的病人，就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呢？这不公平。应该让身患绝症的病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⑹基于这种思考，尊重人的趋死的合理选择，也就是维护人权。
实施安乐死存在坚实的道德基础。安乐死不是一个人在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一个关涉道德、有充分理由的他灭性行为。死亡是一种必然，生存已失去了意义。严重的病情本身就是他怀疑生活意义的充分理由，病人选择安乐死，有效的维护了一种无价的价值。
在研究安乐死的合法形式时，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入“亚文化”和“主文化”两个概念.任何一国都存在“主文化”和“亚文化”，他们周延的代表了所有国民的价值观念。一个人亦或一些人的价值观念要么属于主文化，要么属于亚文化，不可能存在第三种倾向。因为社会大多数人总会产生一些共同的利益要求，沉淀成共同的善恶判断标准，从而造成在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文化群，基于主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就会形成要求社会所有人必须接受的法律规范。而属于亚文化的价值观念相对于主流价值观念只能算是异类，它必须附和于主文化。据调查，上海对200位老人进行安乐死调查，赞成率为73%；北京市的500例问卷，赞成的有399人，占79.8%；河北职工医学院对保定市4001名工人、农民、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赞成安乐死的占61.59%⑺。
另外，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化，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患者，受到无比痛苦得折磨时，他真是生不如死，对于他实际上已失去了生活的原本意义，享受生活的真谛也无从谈起。这正好为安乐死的存在提供了精神支持。
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
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




注释:
（1）怜杀是美国刑法界对安乐死的别称.参见储怀植著:《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2）参见David S.Oderberg,Applied Ethics(Oxford: Blackwell Pulishers Ltd )（2000），p48。
（3）该法案又称为《死亡权利法》，其允许个人在一项文件上签署，表明于死亡迫在眼前的情况下，可授权医生采取停止延续生命的措施。
（4）引自《环球时报》2001年4月17日第17版。
（5）李连科著：《价值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版，第246页。
（6）（7）欧阳涛：“安乐死的现状与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