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兼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摘要: 德国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发展、改革背景、宪法依据和具体制度规定对我国正确认识和定位社会救助、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救助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加强对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扩宽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有利于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建构“回应型”的“新行政法”。

　　关键词: 社会救助 救助自助者 辅助性原则 新行政法

　　传统行政法学主要以秩序行政为中心展开理论研究并建构法律体系。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国家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国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给付与服务责任。给付行政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也因此日渐提升，成为国家重要的任务，行政法也从秩序行政时代过渡到了给付行政时代。德国在给付行政领域，自二战后自福斯特霍夫提出“生存照顾”（Daiseinsvorsorge）理论以来，无论从理论研究以及制度建构方面，均为各国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范本，尤其在社会救助方面，对于中国给付行政的发展与社会救助立法都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社会救助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最古老的一种社会救济方式，同时其又经历了最深刻的历史变化：从富贵阶层的施恩行善，到宗教慈善组织的扶弱济贫，再到国家承担救助责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实现从道义性救济向制度性救济的转变。而社会救助制度的这种历史演进又是与社会的工业化变革、国家社会职能的发展、人本主义及人权思想的普及紧密联系的。在当今世界的福利国家排名中，德国名列前茅。据德国劳动和社会部发布的《2011年社会报告》，其当年社会福利支出高达754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9%。[i]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自19世纪俾斯麦当政时代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作为德国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了解和学习德国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对于我国目前探索如何“保障每个人，尤其是保障弱势群体中的每个人生活得有尊严”，将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即以德国的社会救助作为给付行政的研究样本，以期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以及拓展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抛砖引玉。

　　一、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概述

　　（一）历史发展和最新改革

　　德国的社会救助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由城市、教会或手工业行会向贫病者提供的慈善救济。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贫困人口激增，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不断恶化，贫困阶层参加工人运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普鲁士王国先于1842年颁行了《普鲁士穷人照顾法》。统一德国后，又在首相俾斯麦的支持下，建立了包括医疗保险（1883年）、工伤事故保险（1884年）、残疾和养老保险（1889年）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史称“俾斯麦模式”，后被其他工业国家纷纷仿效。[ii] 作为强制性的个人风险预防机制，社会保险制度在德意志第一帝国时期由帝国国会统一立法，与此相反，由地方公共财政承担的社会救助的立法则仍交由各州负责。最早的全德国统一的社会救助法是魏玛共和国1924年颁布的《帝国救济义务条例》和《关于公共救济前提、种类和范围的帝国基本原则》。

　　二战后联邦德国于1961年制订了《联邦社会救助法》（BSHG），对社会救助作了一般原则性规定，具体的救助额度等细节问题则由各州立法决定。社会救助制度（Sozialhilfe）与社会保险制度（Sozialversicherung）、社会补偿制度(Sozialentschädigung)、社会促进制度(Sozialförderung)[iii]一起构成了德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自1990年代起，因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社会福利支出剧增，社保制度滋生了“失业陷阱”、“贫困陷阱”等问题，社会救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均成为重点改革的对象。施罗德政府倡导的较为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方案（哈茨IV）历经重重困难终于在2003年底被联邦议会批准，但以施罗德为首的改革派也为此失去了很多选民和本党左翼人士的支持，在被迫提前举行的2005年换届大选中失于执政地位。根据哈茨IV方案，《联邦社会救助法》2005年1月1日起被作为《社会法典》的第12部法律并入该法典。此次改革的核心在于将具有就业能力的失业者的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助金合并为失业金II（Arbeitslosgeld II）,作为寻求工作者的基本保障（Grundsicherung für Arbeitssuchende，民间简称为Hartz IV）由2003年颁布的《社会法典》第2部来调整。而社会救助作为最后一道社会保护网只为没有就业能力或就业能力减损以及处于特殊困境的人提供合乎人的尊严的最低生活保障。[iv]

　　德国此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指导方针首先是强化个人的责任，强调获得社会保障是弱势群体的权利，但其也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回馈社会，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受助者同时还应自负其责地管理其获得的救助金。其次是社会救助改革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紧密配合，通过激励和惩罚措施降低有就业能力的人对社会救助的依赖，使其及早重新就业，自食其力，融入社会。第三，改革社会救助行政机构，使其工作更有效率，更透明，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更有针对性。

　　（二）社会救助的宪法和法理基础

　　虽然1924年魏玛共和国的《帝国救济义务条例》对社会救助进行了统一立法，但需要帮助者并不据此享有针对救助机构的可诉的救助请求权。直到1954年6月24日联邦行政法院在一个关于公共救济的判例中才确认：基于《基本法》第1条“人的尊严”、第2条“个性自由发展及身体不受侵犯”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第20条“社会国家原则”，公民享有受到法院诉讼保护的从国家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v]由此，确立了社会救助的三个宪法依据：人的尊严、个性自由发展和社会国家原则。对社会国家原则，德国学者普遍认为其最主要的目的都与社会救助息息相关，例如：反贫困救助；保障可以维持人之尊严的最低生活水平；通过消除社会依附性实现平等；保障个人抵御人生变故风险的能力以及提升和扩展财富。[vi] 但社会国家原则不能作为主张主观公权利的直接依据。[vii]所以，人的尊严作为基本权利对保障公民的社会救助权就显得意义更为重大。主观公权利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联邦行政法院的上述判例使人的尊严与最低生存保障建立了牢固而直接的联系，因为该判例的核心观点是：“只要法律使某个救济机构承担有利于贫困者的义务，则贫困者享有相应的权利。”[viii] 这就使客观公权利转化成了主观公权利，对主观公权利学说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ix] 对于人的尊严与基本生存保障之间的关系，德国著名学者巴霍夫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如果在一个宪政社会中个体的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那么人的尊严即受到了侵犯”。[x] 人的尊严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对其的讨论历久弥新。在德国当代学术界，关于人的尊严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天赋理论（ Mitgifttheorie）和能力理论（Leistungstheorie）。天赋理论认为，人的尊严作为个人的自我价值、特质或属性是造物主或自然赋予的。该理论因袭了自然法理论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且受到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影响。[xi]能力理论则认为，人的尊严来自于个人通过成功地塑造本体而自我决定做出的行为，强调人必须在本体的塑造和自我发现的过程中赢得尊严。[xii]虽然两种理论对人的尊严的产生有不同的认识，但都承认人的尊严作为社会救助宪法和法理依据的至上性与无可辩驳性。[xiii] 因为，人的尊严是维系所有宪法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基础。

　　（三）社会救助的目的、对象、种类和形式

　　1.社会救助的目的

　　社会法治国家原则是社会救助的宪法依据之一，它使国家负有义务来保障贫困者享有合乎人之尊严的最低生活水准。而社会救助法作为实体法则将宪法权利落实为贫困者的具体的可诉的实体权利。《社会法典》第12部第1条将社会救助的任务界定为：“使受助者能够合乎人类尊严地生活”。社会救助的目的是帮助自助者（Hilfe zur Selbsthilfe）。所以，“救助要尽可能地使受助者有能力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为达到这一目的，受助者和救助机构必须在其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相互合作。”[xiv] 此外，社会救助作为最后的保障网，具有次级性和辅助性，即：社会救助是用尽其他办法仍不能解决生计问题时的辅助手段。具体而言，只有在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和财力（如收入和财产）不能满足生活必需且没有可以支取的其他社会保险或没有亲属的扶养帮助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社会救助。[xv]

　　2. 社会救助的对象

　　正是基于社会救助的这种次级性，其救助的对象也具有有限性。经过2003年的哈茨改革，社会救助法中划定的救助对象进一步缩小，即只局限于没有就业能力的人。是否有就业能力的判断标准是每天可否至少从事三小时的就业劳动。据此，有权按照《社会法典》第12部获得救助的人包括：[xvi]（1）与有就业能力的贫困者一起生活的没有就业能力的家庭成员，主要是其15周岁以下的子女（15周岁以上即视为有就业能力）；（2）老年人（65周岁以上）和不具有就业能力或就业能力减损的18至65周岁的人（患有疾病、残疾，每天工作少于三小时的人）；（3）处于特别的人生困境或其他生活境况的人（流浪者、刑满释放人员、需社会机构管教的行为异常的青少年等）。具有就业能力的贫困者自2005年1月1日起不再享受社会救助金，但有权根据《社会法典》第2部申请针对寻求工作者的基本保障。从广义的社会救助法角度来说，此类基本保障也可归属于社会救助，因为其也是由税收收入支付的，但这种基本保障非常强调受助者的义务和惩罚措施，以促使其积极争取再就业。

　　3．救助的种类

　　结合社会救助对象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社会救助法规定了下述救助类型：[xvii]（1）生活费用补助，指持续给付的用于保障受助者最低生活水准的生活费用，包括用于食物、住宿、衣物、个人卫生、家用器具、取暖以及满足日常生活个人需要的费用。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最低生活保障不仅指物质生活，还包括必要的社会文化精神生活，例如尤其是对青少年成长比较重要的看戏、体育运动、旅游等活动。（2）对65对以上的老人和18至65岁长期就业能力减损的贫困者提供持续的基本保障；（3）为没有医疗保险的贫困者提供健康救助（包括预防性健康救助、疾病救助、计划生育、孕产救助等）；（4）为残障人士提供融入社会的帮助；（5）对需要长期或特殊、重症护理的人提供救助；（6）帮助处于特别的社会困境的人克服困难（主要针对前文所列举的第三类救助对象）；（7）对处于其他人生境遇的贫困者的救助（如对盲人、老人的救助以及丧葬补助）。

　　4. 救助给付形式

　　上述社会救助类型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提供给受助者：金钱、实物和服务。其中，金钱是最主要的给付方式。在生活费补助金支付方面，德国每5年都要确定一个标准支付值（Regelsatz）,救助申请人获得的实际支付则根据其家庭结构及子女年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按照预定标准计算得出。[xviii] 此外，救助机构可以向求助者提供咨询、建议、联络信息、陪伴等服务给付，以帮助其寻找住房、养老院、培训机构等。而实物给付形式在社会救助中则很少运用。

　　（四）社会救助的行政程序和救济途径

　　德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实体法上的详细规定，而且还有行政程序和司法救济的切实保障。

　　社会救助的主管机关是市、县的社会局。将社会救助事务的行政管理权和财政负担下放到市县一级政府，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救助弱势群体，使其早日自力更生或进入其他社会保障体系。行政机关的社会救助行为是行政行为。其作出社会救助决定时必须依照《社会法典》第10部（行政程序和社保数据保护）规定的行政程序。该部法律细致规定了社会保障给付中行政机关应遵循的行政程序和社保求助人的程序权利（听证权、阅卷权等）。值得指出的是，该法律对个人社保数据的提取、加工、保存、转交、更正、消除等也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这与德国向来重视个人数据保护一脉相承，同时也从数据保护的角度加强了对社保求助人的权利保障。

　　社会救助的申请不必以书面形式提出。社会局对求助人有全面的信息告知和咨询义务。在申请资料齐全的情况下，社会局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该决定为行政行为。申请人如不服，应在收到该行政决定后先向社会局书面提出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复议和诉讼的期限均为一个月。自2005年1月1日起，社会法院除审理社会保险纠纷案件外，还管辖有关寻求工作者基本保障的争议，社会救助争议也从行政法院的管辖范围中抽离出来，转由社会法院管辖。社会法院因受理案件数量大增而不堪重负。[xix] 由此可见，德国民众在社会救助方面寻求司法保护的积极性很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法律保护意识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法院诉讼对于被保险人、被救助者以及残疾人是免费的。

　　二、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启示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的纪律责任追究暂行规定》


　　（2005年11月11日）

　　第一条 为切实维护和改善我省经济发展环境，严肃党纪政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工作人员。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行为，是指违反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策和规定，以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对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较大不良影响的行为。

　　第四条 违反关于对外开放的政策及改善法制环境的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适用或者变相适用已失效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制发违反中央和省关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决策和规定的政策、文件，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制定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政策、措施，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的；

　　(四)行政机关发布有关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或者制定行政措施不按有关规定报请上级机关批准或者备案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条 违反关于行政许可的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无规定依据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不依法公示行政许可有关事项，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或者后果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四)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五)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六)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

　　(七)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以及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八)索要或者收受服务对象财物，或者借机谋取其他利益的。

　　其中，有上列第(八)项行为，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第六条 违反关于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的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对中央和省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政策规定拒不执行，或者变相抵制、反对、不予落实而贻误工作的；

　　(二)违反中央和省关于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应予公开的事项不公开，或者搞假公开，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故意不办理，或者借故拖延、推诿、不按规定时限办理，或者人为设置障碍，歧视、刁难服务对象的；

　　(四)对其他单位依法提请支持、配合、协助的有关事项，不履行法定义务，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后果的。

　　第七条 违反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违反规定在道路、车站、港口、航空港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本地产品运出的；

　　(二)对外地产品或者服务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规定歧视性价格，或者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的；

　　(三)通过设定歧视性资信登记、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限制或者排斥外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参加本地的招投标活动的；

　　(四)以采取同本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不平等的待遇等方式，限制或者排斥外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对其在本地的投资或者分支机构实行歧视性待遇，侵害其合法权益的。

　　第八条 违反关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一)对管辖范围内的市场经济秩序维护、规范不力，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长期失察或者放任不管，致使当地的建筑、流通、金融、中介、旅游、文化等市场秩序严重混乱或者存在严重隐患的；

　　(二)与制假售假、偷税骗税、骗汇、走私贩私等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纪违法人员相互勾结，包庇、纵容其违纪违法行为，或者为其充当保护伞的；

　　(三)行政执法部门在维护、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活动中发现违法违纪案件线索，不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通报、移交，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的；

　　(四)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对各种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制止、查处、打击不力，甚至组织、参与、支持金融违法违规活动的；

　　(五)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干预金融工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六)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和工程建设、技术交易、特许经营权出让及政府采购等事务中，应当进行招标或者拍卖而未进行招标、拍卖的，或者未按规定的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招标的，或者不按规定进行交易的，或者在招投标活动中有虚假招标、泄露标底等行为的；

　　(七)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企业采取行政命令、强买强卖、强制有偿服务、强揽业务、搭配搭售等方式，搞垄断经营，妨碍公平竞争，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第九条 违反关于发展、规范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机构的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拒不与所办行业协会或者中介机构脱钩，或者违反规定把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转移或者委托给行业协会或者中介机构，搞有偿服务或者从所管理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分利的；

　　(二)向行业协会、中介机构收取管理费，或者巧立名目向行业协会、中介机构收取、摊派费用的；

　　(三)在办理行政许可、登记、认证、裁决等事项时，强行要求接受中介服务，或者指定中介机构的；

　　(四)违反规定从事有偿中介活动，或者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在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中兼职(包括荣誉职务)或者兼职取酬的；

　　(五)对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疏于监管，以致发生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严重违法违规操作、弄虚作假、超标收费的；

　　(六)授意、指使、强迫中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提供虚假证明的。

　　其中，有上列第(六)项行为，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第十条 违反关于减轻企业负担的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违反企事业单位意愿，以广告、认购、定购、有偿新闻及其他任何形式直接或者变相向企事业单位收费，或者强制企事业单位参加各种评比、研讨、考核、培训等活动及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团组织的；

　　(二)向企事业单位摊派，或者强行索要捐赠、赞助，以及向企事业单位强买、强卖产品的；

　　(三)将法定的无偿服务变为有偿服务，向企事业单位收取咨询、信息、检测、样品检验等各种费用的；

　　(四)对法定的减、免、缓及出口退税等收费、税收优惠政策，擅自增加条件的；

　　(五)以各种名义长期无偿占用企业财产的；

　　(六)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将本人或者亲属应当由个人支出的费用，到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报销的。

　　其中，有上列第(六)项行为，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第十一条 违反关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应予征收、检查、处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而徇私不予征收、检查、处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没有法定的行政征收、检查、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依据，随意实施行政征收、检查、处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擅自改变行政征收、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幅度或标准，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征收、检查、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的；

　　(四)在委托执法过程中，对受委托执法者的执法行为疏于管理、长期失察，或者指使、纵容、暗示受委托执法者滥施征收、检查、处罚、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违法与受委托者订立利益分配协定的；

　　(五)违法实施行政检查或者强制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六)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将收缴的款物据为已有的。

　　其中，有上列第(六)项行为，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第十二条 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管理规定，有下列第(一)项行为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有下列第(二)、(三)、(四)项行为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行政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其中有第(二)、(三)项行为，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有下列第(五)至(十)项行为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其中有第(八)至(十)项行为，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一)不履行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职责，应收不收、应罚不羁，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二)违反规定，擅自变更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罚没范围、标准的；

　　(三)对已经明令取消或者降低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仍按原定项目标准收费的；

　　(四)违反罚缴分离的规定收缴罚款的；

　　(五)违反规定，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者设置罚没处罚的；

　　(六)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

　　(七)违反财政票据管理规定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的；

　　(八)违反规定，擅自开设银行帐户的；

　　(九)截留、挪用、私分、坐收坐支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的；

　　(十)对坚持原则抵制违纪违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打击报复的。

　　第十三条 审判、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损害经济发展环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按《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追究有关人员的纪律责任外，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的党员，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一)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保护合法权益的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答复和办理的；

　　(二)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者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的；

　　(三)在办案工作中因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导致有关人员伤亡等事件的；

　　(四)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的；

　　(五)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

　　(六)经查证确属冤假错案而不予纠正的。

　　其中，有上列第(三)、(四)、(五)项行为，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四条 有本规定以外的其他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的，参照本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对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违纪违法人员实施纪律处分，由其所在单位按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及有关规定程序办理。县级以上(含县级)纪检监察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进行查处。

　　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规定酿成国家赔偿后果的，除依照本规定追究责任人的纪律责任外，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责令其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情节轻微、尚未构成违纪，但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可由有关党组织或者行政主管单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责令辞职、免职等组织处理。

　　党政机关授权或者委托、委派、聘用的其他组织和人员违反本规定的，可作解散、解聘、辞退处理。

　　第十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违反本规定，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环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除按本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纪律责任外，还应按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第十八条 第十六、十七条中关于组织处理的决定可由有党员及干部管理权的机关或者单位直接作出，也可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主管单位提出建议，报请有权机关决定。组织处理决定一般应在收到组织处理建议起30日内作出。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所获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各种利益，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没有明确规定的，对所得经济利益予以收缴或者责令退赔，非经济利益予以取消。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湖北省监察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国家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