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８３号



　　《广东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已由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６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０００年六月三十日

　　　　　　　　　　　　 广东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６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宗教事务的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是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是指宗教与国家、社会、公民之间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和行为。


　　第四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第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及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合法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干预。


　　第六条　宗教活动必须在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活动和其他违法活动，不得利用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和家庭婚姻，不得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宗教团体应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对实施本条例负有指导、协调、督促、检查的职责。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宗教事务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九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团体，是指由信教公民依法成立的全省性和市、县（市、区、自治县）的区域性组织，包括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天主教教区，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基督教协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


　　第十条　宗教团体属于社会团体，必须依照国家有关社会团体管理的规定申请登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并且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后方可进行活动。


　　第十一条　宗教团体享有下列权利：
　　（一）维护本团体及其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按照本团体的章程开展活动；
　　（三）认定本团体的宗教教职人员；
　　（四）举办以自养为目的的企业及其他社会公益服务性事业；
　　（五）举办宗教院校，培养宗教教职人员；
　　（六）进行宗教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开展宗教方面对外友好交往；
　　（七）出版、印刷、发行符合国家规定的宗教出版物。


　　第十二条　宗教团体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贯彻执行国家的宗教政策；
　　（二）接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三）团结、教育信教公民爱国守法，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第三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活动场所，是指信教公民集体进行宗教活动的，由教职人员管理的寺庵、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及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认可的其他固定处所。


　　第十四条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履行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由该场所登记主管部门进行年度检查。


　　第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应当建立由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代表组成的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新建、重建、拆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必须符合城乡建设规划，并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建设项目报批手续。其中新建、重建宗教活动场所，报批前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职务部门提出申请，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拆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保护好该场所的文物和环境。


　　第十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终止、合并、迁移以及变更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应当向原登记机关申报。


　　第二十条　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接受个人和团体自愿的布施、乜贴、奉献和其他捐赠（遗赠），但不得以任何方式和名义勒捐。


　　第二十一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可以申办以自养为目的的企业及其他社会公益服务性事业，可以在宗教活动场所内经营销售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合法出版的宗教出版物。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范围内设立商业、服务业网点，或者举办陈列、展览，摆卖，拍摄电影、电视片等活动，必须征得该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手续，并且应当遵守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规定。


　　第二十三条　任何人进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遵守该场所的管理制度和宗教习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范围内进行不同信仰或者不同宗教的宣传和争议。


　　第二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不得进行卜卦、算命、看相、测字、驱鬼治病等不属于宗教范畴的封建迷信活动。


　　第二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常住和暂住人员，应当遵守户籍管理的规定。

第四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教职人员，是指佛教的比丘、比丘尼，道教的乾道、坤道，伊斯兰教的依玛目、阿訇，天主教的主教、神甫、修士、修女，基督教的牧师、长老、宣教师、传道，以及经宗教团体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二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由所属全省性宗教团体按照其规定程序认定、发证，并且报省人民政府宗教职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凡经认定并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可以依照本宗教规定的职责以及确定的活动区域主持宗教活动。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从事宗教活动：
　　（一）未经认定并备案的；
　　（二）经有关宗教团体同意自愿辞去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
　　（三）经所属全省性宗教团体解除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


　　第三十条　本省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外省或者外省宗教教职人员应邀来本省举行或者主持宗教活动，应当经省有关宗教团体同意，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本省宗教教职人员跨市、县举行或者主持宗教活动，应当经其所属的宗教团体和主持宗教活动所在地的宗教团体同意，并且分别报当地人民政府宗教职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宗教团体调配宗教教职人员需办理户口迁移等手续的，报省人民政府宗教职务部门同意后，公安及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办理。


　　第三十二条　宗教教职人员不得为违法乱建的寺观教堂和露天神像、佛像以及其他宗教设施进行募捐、化缘、开光、剪彩等活动。

第五章　宗教活动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活动，是指信教公民按照宗教教义、教规及宗教的传统、习惯进行的活动。


　　第三十四条　集体举行的宗教活动应当在核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认可的场所内进行，并且应当由经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规定的人员主持。


　　第三十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场所管理组织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传教和散发宗教宣传品。
　　非宗教组织不得举行宗教活动、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和设置宗教设施。

第六章　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育





　　第三十七条　宗教院校应当由省宗教团体举办，并且按照国家有关宗教院校设置的规定办理批准手续。


　　第三十八条　宗教团体举办宗教教职人员短期培训班，应当经所在地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宗教院校招生，应当根据考生本人自愿，考生符合招生条件，经所在地宗教团体推荐，通过考核，择优录取。


　　第四十条　宗教院校学生的户籍应当迁入所在的宗教院校，如中途退学，其户籍迁回原地。毕业后，迁入工作地。


　　第四十一条　宗教团体不得与外国宗教组织或者宗教界人士合作举办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教职人员短期培训班。
　　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职人员短期培训班聘请国外有关人士讲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二条　宗教院校合并、扩大、停办或者学制变更，必须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并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程序办理手续。

第七章　宗教财产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财产，是指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房产、土地、山林、墓地、构筑物、各类设施、用品、工艺品、文物、门票收入、从事生产经营服务等活动的收入、各类捐赠和其他合法拥有的资产和收入。
　　宗教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


　　第四十四条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财产管理制度。


　　第四十五条　属于宗教财产的房产和管理使用的土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向国土、房产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产权证书或者使用证书；发生变更时，应当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并且报当地人民政府宗教职务部门备案。


　　第四十六条　拆迁属于宗教财产的房产，应当征询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职务部门的意见，并且与产权当事人协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合理安置和补偿。征用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使用的土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七条　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建筑，未经省级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改作他用，并且应当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划定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内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执行有关规定。


　　第四十八条　属于宗教财产的房产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出租。

第八章　宗教出版物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出版物，是指宗教的经籍、书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第五十条　出版部门印制宗教出版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印制宗教出版物，必须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在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印制单位印制。


　　第五十一条　承印境外宗教出版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运送、销售、复制和散发私自印制或者非法入境的宗教出版物。


　　第五十三条　社会公开出版物涉及宗教内容的，要遵守国家的宗教政策，尊重信教公民的宗教感情。

第九章　宗教涉外事务





　　第五十四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界人士在同国外宗教界开展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中，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平等友好的原则。


　　第五十五条　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应邀出访或者邀请国外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来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五十六条　外国人可以在本省区域内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认可的场所内参加宗教活动，可以邀请本省宗教教职人员为其举行道场、法会、洗礼、婚礼、葬礼等宗教仪式。
　　经省宗教团体邀请，并且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外国人可以在本省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


　　第五十七条　外国人在本省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成立宗教团体、建立宗教办事机构、开设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不得散发宗教出版物及其他宣传品，以及不得进行其他传教活动。


　　第五十八条　外国人入境可以按照中国海关的有关规定携带本人自用的宗教出版物和其他宗教用品。禁止携带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内容的宗教出版物入境。


　　第五十九条　外国新闻机构采访本省宗教界人士或者外国人在本省宗教活动场所拍摄电影、电视片，必须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并且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六十条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外国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的捐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接受国外的宗教津贴和传教经费。


　　第六十一条　宗教界人士出国留学、进修，必须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后，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六十二条　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不得以任何名义加入国外宗教组织和在其中担任职务。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经认定备案、已经辞去或者被解除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人员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进行宗教活动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未经批准举办宗教院校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未经同意举办宗教培训活动的。


　　第六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整顿或者暂扣、撤销《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提请同级人民政府对该场所依法予以取缔。
　　宗教团体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宗教教职人员，应当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应当解除其宗教教职人员身份。
　　宗教活动侵犯其他组织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侵权活动；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和宗教界人士的合法权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停止侵权活动；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社团、出版、户籍、房产、土地、工商等管理规定的行为，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八条　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六十九条　本省宗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宗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的交往活动，遵循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
　　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居民在本省进行宗教活动，参照本条例第九章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拷量与质疑


任何法律原则的设立都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发展与完善的集中体现。但从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来看，抑或在理论认知上，抑或在司法实践的运用上，该原则客观地被赋予了不确定性与不统一性，受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质疑。
一.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拷量
1.“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概念与法理内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从法律定义的角度释解，把握“上诉不加刑”原则必须满足三个要素：其一，必须是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其二，必须是由二审人民法院审判；其三，必须排除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情形。从立法原意理解，“上诉不加刑”原则旨在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上诉权，确保其在认为自身受到不合理审判时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救济。这种原则的确立集中体现了民主、自由、人权与人道主义精神，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受到肯定，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都从立法上确立了“上诉不加刑”原则。
2.“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必要性
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来看，仅管在实践中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存在不同认识，但对这一原则的较好贯彻与执行还是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肯定，在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容质疑。
其一，“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上诉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功能就是通过对有权机关或当事人提出的认为审判存在不合法性或错误性的案件进行再次审理，从而纠正原判可能存在的程序性违法或实体性错误。基于立法规定有权机关或自诉人提出的上诉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因此，对基于被告人提出的上诉如果不受该原则的限定，极可能使其对自己提起上诉的行为产生思想顾虑，在客观上消极行使或不行使救济权利——上诉权。这种权利的除缺背后是错误审判的不可能纠正（司法实践表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的错误审判为数极少），司法的根本性公正也必将打折。
其二，“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益。权益的实质是权利与利益的复合。作为被告人，在上诉这个司法程序中，上诉权是其在一审判决后行使辩护权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予以剥夺。但如果在上诉制度中不能很好的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使被告人上诉后有可能被科以更重的刑罚，自己的利益没有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更好的保护，哪么，对被告人来讲，权利的行使如果有可能进一步把自己置于不利境地，他也就必然对权利的行使产生消极心理，甚至确有冤屈或处断不公之事但由于害怕适得其反而不敢提出。因此，法律明确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就可以消除被告人的顾虑，充分保证其上诉权利的行使，从而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
其三，“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刑事诉讼制度的贯彻与执行。刑事诉讼制度在审判环节上主要包括起诉（公诉）、审判、上诉（抗诉）、审判监督（再审）等。按照普通逻辑关系，起诉（公诉）、审判是每一案件必须进行的程序，具必然性。但上诉（抗诉）和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却是忽然性的存在，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启动。虽然上诉并不是每个案件都必须历经的环节，但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构成部分，却是保持刑事诉讼制度整体性不可忽缺的一环，对于刑事诉讼制度的贯彻与执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坚持则是上诉制度落实的重要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上诉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中就会相应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变成实质上的形同虚设，不利于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性贯彻与执行。
另外，基于“上诉不加刑”原则对二审定罪量刑的限制，这就要求一审人民法院必须强化职能，充分运用好审判权，通过司法手段，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确保刑事法律制度目的与任务的实现。同时，该原则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上级法院加强对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有利案件质量的提高。
二.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质疑
从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看，仅管“上诉不加刑”原则受到了普遍肯定，但在对该原则的把握与运用上却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这从某种程度上不利该项原则的贯彻与执行。
1.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认识上存在不统一性
运用辩证的观点分析，在对立法愿意的理解上存在相悖性：一种观点认为，“上诉不加刑”原则是通过立法程序确定的，具有刚性和排它性，在任何法定的情形下都不能违背，必须严格贯彻与执行；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诉不加刑”原则只是法律适用中的原则性问题，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具涵盖性，对特定案件可以不受该原则的限制，既可以改变刑种，也可以改变刑量；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二审法院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可以从客观事实出发，对认为确有违法性或错误性案件，直接发回由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必然影响运用上的统一性，从司法实践看，这种不统一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在追求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上存在任意性，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虽然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必须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但从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来看，这种过于强调客观真实的原则正在受到质疑，法律真实的裁判理念成为司法制度发展趋势。肖扬院长在2001年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司法公正的体现，应当是在当事人举证、质证后，人民法院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裁判。”这标志着审判机关对法律真实的裁判理念的认可。
2.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发回重审案件适用上的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种裁判理念的取向，在上诉制度中体现更为明显，有时可能直接影响到司法程序的启动与裁判实体的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二审在对原判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这种立法上的可选择性，在司法实践中带来的不良立法后果就是司法程序的随意性启动，有时甚至是裁判结果的不唯一性。单就被告人上诉的案件来分析，二审法院具备二种选择，可以改判，可以发回。同时基于一审法院重先审理后就可能出现二种裁判结果，一种是对原先裁判的重复肯定，一种是对原先裁判的部分否定或全盘否定。相对于被告人来说，也必须面对不同的上诉后果，其一是接受原先的裁判；其二是被减轻刑罚；其三是被科以更重的刑罚。从以上得出的结论可知，“上诉不加刑”原则立法上本就存在缺陷，即这种原则可以被审判机关通过启动不同的司法程序得以推翻，这种对法律的规避性运用很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破坏。现通过两个实际案例予以分析：
案例1：河北省高阳县人董亚洲，因参加抢劫团伙犯罪于2000年8月6日被批准逮捕，随后被判处死缓。后其父董克强以儿子被捕时未满18周岁为由提起上诉，二审发回重审。2003年3月25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判决董亚洲死刑。
案例2：2004年12月24日，某县人民法院对一起过失致人死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后，对其中一被告人作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681.82元的刑事判决书。在原被告均提出上诉后被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在对原判认定事实没有改变的情形下，于2005年5月27日作出刑事附带民判决书，判处该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681.82元。
从以上两个案例分析，无论二审人民法院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89条之规定，还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之规定对案件发回重审，其最终的结果都是被告人在上诉之后被科以了更重的刑罚，这虽然在形式上并没违反法律之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上诉发回重审的案件也必须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的规定也没有对此作出禁止性规定，但从该项原则的立法设立来看，发回重审案是否也该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值得商榷。
就发回重审的前提条件来分析，法律规定的较为笼统，不具操作性，这也为审判机关规避法律而破坏“上诉不加刑”原则留下立法上的漏洞。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三款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对其中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应如何认定和把握，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确实较为困难。而且，二审人民法院既然经过开庭审理对案件作出了判断，为什么还要启动发回重审司法程序？可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发回重审理由本就存在缺陷。对这一理由的批判有一段精彩的二难推理：如果二审中已经查清了案件的事实，并据此判定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那么，不对案件直接改判而发回重审，岂不多此一举？如果二审审理中并未查明案件的正确事实和清楚事实是什么，如何能得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的结论？凭什么把案件发回重审。从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基本理念看，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该明确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宣告被告人无罪。这也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款规定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的第八条规定的原理，即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另外，对于以其它理由发回重审的案件也应同样本着保护被告人权益的立场，认真加以甄别，依法裁判，确保司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重审判决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相衔接必须予以重视。
三.如何更好地在刑事诉讼制度中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得以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贯彻实行，且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见其必然具有存在的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但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立与实施，总需要经过时间与实践的考验才能逐步趋于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也不例外。正如博登海默先生所言：法律的其它弊端同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铜板的另一面，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的伟大制度。因此,要真正落实“上诉不加刑”原则,就必须加强对立法与相关司法制度的完善与重构。
1.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重构。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上诉不加刑”原则受到两个条件的严格限制：其一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不受该原则的限制，这是法律的特别规定，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考虑都应该严格遵循；其二是受到案件必须是由二审人民法院审理的限制。对于第二种限制，笔者认为，在不存在特别规定与普通规定相冲突的情形下，应该首先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大前提。针对该原则来讲，就是只要是上诉案件，无论是由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还是被发回由原审人民法院重审，都应该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从立法上来看，应对刑事诉认法第190条之规定作出修改。
2.对司法理念的重新定位。我国刑事司法制度长期以来都将打击犯罪作为其基本价值定位，由此衍生出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客观真实说主导着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这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中，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与相悖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法制的进步，传统的司法理念必须进行重新定位，刑事司法制度应从偏重惩罚犯罪转向惩罚犯罪和人权保护并重的价值观，从追求客观真实转向追求法律真实，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中明确设立无罪推定原则、程序合法性原则、沉默权规则等，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即将再修改的过程中，已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司法理念的再定位与相应司法原则的确立，对“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辅助，便于发挥刑事司法制度的打击与保护并重的双重功能。
3.对相关刑事审判制度的完善。从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来看，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密切相关的制度主要包括上诉（抗诉）制度、发回重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和证据制度。基于这几种制度间的关联性和相依存性，有必要对几项制度进行整体分析以备完善。依笔者看，应该对基于上诉而启动的司法程序进行法律性的再规范，特别是应对发回重审制度赋予刚性原则，排除其原先寄于法官的可选择性。在证据制度上，应对证据适用规则进行再规范，建立、健全以程序侵权的救济为核心的刑事证据规则，通过完善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和适用规则，加强对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
为避免司法实践中可能产生的畸性判决，应当对刑事再审程序予以改革。其一，要进一步明确提起再审的理由，尽量减少其随意性和可弹性，确保生效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对被判决人权益的保护；其二，要严格区分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并对二种再审提起的理由和条件予以确定，区别对待。笔者认为，刑事再审程序通常应当遵循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其三，对法院主动提起的刑事再审应作出限制性规定，当再审可能给被科以刑罚的被告人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时，人民法院不应当提起再审。但对可能产生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应当通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予以变更。这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


（陵川县人民法院 赵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