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第六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的发生和流行，保护公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办法。
驻本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编外的医疗机构开展艾滋病性病诊疗活动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参与、综合治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工作的监督管理。
农垦、森工主管部门负责垦区、林区内的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业务上受省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工作。
第五条 对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艾滋病性病的预防控制范围包括：
（一）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以及与其密切接触者。
（二）被艾滋病病毒污染或可能造成艾滋病传播的血液、精液、器官、组织、细胞、生物制品及器械等。
（三）梅毒、淋病；尖锐湿疣、非淋菌性尿道炎、生殖器疱疹、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等国家卫生部规定管理的性传播疾病。
第七条 各级计划部门负责会同同级科技、财政、卫生部门制定本级政府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对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研机构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应当列入基本建设计划。
第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的需要，将防治防疫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做好经费使用的监督工作。
第九条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报刊等部门及所属宣传媒体，应当提供公益性的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宣传。
第十条 文化娱乐场所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以多种形式向公民进行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宣传教育；对工作人员和从业人员开展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健康教育，并采取预防干预措施。
第十一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学校健康教育的基本要求，在各级各类学校进行预防艾滋病性病、毒品危害和青春期性健康知识的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第十二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结合计划生育工作，在育龄人群中广泛开展性安全教育，落实推广使用避孕套等预防控制措施。
第十三条 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严格审查申请人所持的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对艾滋病病人和梅毒、淋病未治愈者不予登记。
第十四条 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按照相应政策，解决城镇职工中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医疗保险问题。对有劳动能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出求职要求的，在有相应预防监控条件下，应当同其他求职者一样，提供就业服务，安排适宜工作。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配合卫生部门加强对流动人口有关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知识教育和防治工作管理；对抓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吸毒人员，应当进行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健康教育，并在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后2日内通知当地卫生防疫机构，进行强制性艾滋病性病检查；组织对查出的艾滋病性病病人及感染者进行治疗。
第十六条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对犯人、劳教人员中疑似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查，对确诊为艾滋病性病病人的应当隔离治疗；应当将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中的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情况在放入社会前通知其住所地卫生防疫机构。
第十七条 省卫生防疫机构承担全省艾滋病监测工作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开展有关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对全省的可疑阳性样本进行确认，定期对各级采供血机构进行艾滋病、梅毒监测。
省性病防治机构承担全省性病防治技术指导、培训和科研工作，组织开展宣传教育；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实施性病的规范化治疗。
第十八条 各市（行署）卫生防疫机构、各采供血机构、生物制品生产单位、三级以上医院应当建立艾滋病初筛实验室，经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按规定开展艾滋病抗体检测工作。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防疫机构负责艾滋病性病防治、专业培训、宣传教育和监测等工作。
艾滋病性病监测工作的主要内容是：
（一）收集、分析、上报艾滋病性病疫情；
（二）对相关单位和重点人群进行艾滋病性病检测；
（三）进行艾滋病性病流行病学调查，对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建立档案，指定专人定期随访，提供咨询服务。
第二十条 卫生防疫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辖区内生产、销售、使用的血液、原料血浆、血制品定期抽样进行艾滋病、梅毒监测；对医疗机构使用的医疗用品、器械等物品定期进行消毒、灭菌效果监测。
第二十一条 采供血机构在采供血前，应当对供应的血液、血浆进行艾滋病、梅毒检测，对检测结果呈阳性者，禁止供血。
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在生产前应当对血浆等原料进行艾滋病、梅毒检测。严禁使用检测呈阳性的原料。
医疗机构在开展器官、组织、细胞移植工作时，应当对供体进行艾滋病、梅毒抗体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者不能做供体。
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的艾滋病、梅毒检测工作，应当接受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防疫机构的监督监测管理。
第二十二条 医疗机构开设艾滋病性病科目和申请设置艾滋病或性病专科门诊的，应当具备相应条件，按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市（行署）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省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申请开办艾滋病或性病专科医院的，由市（行署）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报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未取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和个体诊所不得从事艾滋病和性病的诊治工作。
第二十三条 从事临床诊治艾滋病性病的卫生技术人员，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从事护理工作的应当具备执业护士资格。从事艾滋病性病医疗和护理工作的人员，应当经相关专业培训后方可上岗。
第二十四条 用于艾滋病性病检查、治疗的检验、医疗器材应当严格消毒。进行艾滋病和梅毒血清学检测时，应当使用一次性注射器、采血器和试管等器材，并按有关规定消毒后销毁。
第二十五条 各级性病防治机构和医疗机构的性病诊疗活动应当按国家统一规范进行；配合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有关部门对卖淫、嫖娼、吸毒人员及特定行业重点人群进行艾滋病性病检测和治疗。
第二十六条 在进行婚前体检时，体检单位应当提供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医学咨询，并遵照知情同意和自愿的原则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新生儿1％硝酸银点眼制度。
第二十七条 医疗保健、卫生防疫人员，个体开业医和采供血单位、生物制品生产单位的检测人员为法定的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疫情应当按下列要求报告：
（一）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城镇于6小时内、农村于12小时内向所在地的卫生防疫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同时向所在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二）梅毒、淋病。城镇于12小时内，农村于24小时内向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三）发现本办法第六条（三）项所列性传播疾病时，应在7日内向县级以上性病防治机构报告。
第二十八条 发现重大艾滋病性病疫情时，责任疫情报告人应当向卫生防疫机构报告，卫生防疫机构应当立即派人进行现场调查，采取相应防制措施，同时报告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和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延误、隐瞒和假报疫情。
第二十九条 卫生防疫机构对艾滋病性病疫情实行月、年报制度。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依法对外公布全省艾滋病性病疫情，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布。
第三十条 对在境外居住三个月以上回国的中国籍公民和来本省定居或常住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华侨及港、澳、台地区居民入境时的艾滋病性病检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回国人员在本省入境口岸被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按规定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疫情，并通知其户籍所在地的省级卫生防疫机构。
第三十二条 宾馆、旅店、饭店、歌厅、舞厅、洗浴中心、夜总会等服务单位和娱乐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在就业前应当提供包括性病项目在内的健康证明方可上岗；就业后用工单位应当定期组织上述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第三十三条 开展医学美容和刺入人体皮肤、粘膜的一般美容、矫形等服务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执业，其执业活动应当严格遵守消毒技术规范。
第三十四条 各类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对毛巾、卧具、浴缸、坐便器等公共生活用品及设施应当严格消毒，达到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第三十五条 夫妻一方患有艾滋病性病或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在未治愈前应当防止妊娠；对已感染艾滋病和梅毒的孕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第三十六条 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享有工作、学习、医疗保健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三十七条 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应当如实向医疗卫生人员提供病情和传播途径等有关情况，听从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接受检查治疗，必要时应当接受隔离治疗，服从卫生防疫机构管理；到医疗机构就诊时，应当主动说明自身的感染情况，防止将疾病传染给他人。
与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发生性行为者，应当及时接受检查和治疗。
第三十八条 艾滋病病人应当暂缓结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申请结婚，应当向对方告之自身真实情况，并接受医学咨询。
第三十九条 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和梅毒患者不得捐献血液、精液、器官、组织和细胞等，也不得以其他方式故意造成疾病传播。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定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负责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治疗工作。对艾滋病病人应当采取隔离治疗措施。
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对就医病人的情况保守秘密。
第四十一条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应当在社区进行管理。社区应当为其营造友善、理解、健康的生活环境，鼓励其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变危险行为，积极配合检查、治疗。
第四十二条 流动人口被确诊为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由其经常居住地的社区负责监护管理，其疫情由经常居住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按规定报告和管理，并由省级卫生防疫机构向其户籍所在地的卫生防疫机构通报。没有正当理由的，不得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遣送回原籍。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第十五、十六条所指人员检查治疗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或其监护人承担；本人无力承担又无监护人的由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解决。
第四十四条 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艾滋病传播危险时，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采取以下临时控制措施：
（一）对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进行医学观察或留验；
（二）封存被艾滋病病毒污染或可能被污染的血液、血制品、精液、器官、组织、细胞、器械及其他物品。
经检测属于被污染的物品，应当进行消毒处理或予以销毁，必要时可以由公安机关采取控制措施。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一）入境人员不能出示包括艾滋病性病检测项目在内的健康证明，又拒绝接受检查的。
（二）卖淫、嫖娼和吸毒人员拒绝接受艾滋病性病检查和治疗的。
（三）未取得健康证明而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给予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责任单位给予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有关行业和单位未按本办法组织特定人群接受艾滋病性病预防性健康体检的。
（二）拒绝卫生防疫机构对血液、血液制品等进行艾滋病病毒、梅毒监督检测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用工单位允许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从事易使疾病传播扩散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疾病传播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规定报告艾滋病性病疫情或擅自向外公布疫情的。
（二）故意隐瞒疫情或接到重大疫情报告不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的。
（三）不进行艾滋病性病检测而出具健康证明的。
（四）泄漏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情况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医疗单位对用于艾滋病性病检查、治疗的器材未按规定消毒，对一次性注射器、采血器、试管等器材未予消毒并销毁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处以500元罚款，对责任单位给予1000元罚款；由此造成疾病传播的，对主要负责人给予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责任单位给予1万元以上至2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采供血单位、血制品生产单位、医疗机构未按规定进行艾滋病性病检测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其违法行为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处以1000元以上至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擅自进行艾滋病性病诊治活动的，或其诊治活动超出登记范围，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艾滋病性病诊断治疗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造成艾滋病性病医源性传播后果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处罚。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各级政府相关行政部门不履行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职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2001年6月6日
　　刑法修正案（八）对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的减刑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尤其是对犯严重危及社会的暴力性犯罪分子的减刑予以了限制适用，延长其实际执行的刑期，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大改革。本文结合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这项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必要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在2006年中央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一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再次予以重申。它是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在死刑政策中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减少和限制死刑，也是我国基于参与的1975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198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批准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保护的保障措施》等相关国际文件，而作出的国际承诺。为了体现和落实该项刑事政策，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规定，例如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被适用死刑，且客观上只有该罪行的法定刑有死刑的才可以适用；我国的死刑体现出“矜老恤幼”的传统美德，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等等。然而，由于我国较为宽松的减刑、假释等制度的存在，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只要不是立即执行，即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死缓是可以适用减刑、假释制度的，这样一些犯有较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比如暴力性犯罪分子，经过多次减刑或者假释后，一般经过十几年就可以刑满出狱或者被假释出狱，难以起到矫正犯罪分子的教育效果。面对死刑与死缓之间“生死两重天”刑罚力度的巨大落差，有必要对犯有暴力性犯罪等重罪的犯罪分子予以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是坚持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纠正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一次大规模的刑法调整。

一是死缓犯所犯的罪行都是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等罪行，刑法作为保护合法权益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的法律，对于这些严重罪行需要予以死刑的惩治，同时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于一些虽犯死刑但无需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予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但由于这些犯罪分子自身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所犯罪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以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这不仅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这些犯罪，而且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强有力保护。

二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缓犯都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其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矫正其不良习气促使其走上正轨，从而不能或不敢再犯罪，这样就达到了刑法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可以使那些试图铤而走险实施严重犯罪的人有所畏惧、有所收敛，不敢以身试法，从而达到刑法一般预防的目的。

三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的功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给与的处罚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把握罪行和罪犯各个方面的因素，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都是犯有极其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所犯罪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其予以限制减刑既充分考虑了罪犯和罪行各个方面的因素，也是对其应负刑事责任的明确，罚刑相称，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是对罪责刑相适应这项基本原则的严格遵守。同时，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保护法益的基本功能，刑法存在的根本理由，抑或说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惩罚犯罪来预防犯罪。对死缓犯限制减刑，使其在监狱内接受长时间的劳动改造，认识并反省自己的错误，从而痛改前非，从内心深处对之前的犯罪行为予以悔恨并以积极的行动重新做人，这样在刑满出狱后对于自身是一种进步，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权益也是一种间接的保护。

二、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范围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针对死缓犯进行限制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50条、第78条第2款之规定，其具体内容是：对一般死缓罪犯实行普遍限制，即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期满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对九种死缓犯的减刑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即死缓期满后因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此时，该无期徒刑执行期间，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死缓期满后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 从该项条款内容可以看出，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裁判时在判决书中明确限制，在判决是否应限制减刑时应当注意把握：（1）对于符合“1+8”类犯罪死缓犯的减刑进行限制，不是应当或者一律限制，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只有对符合条件的，原则上一般予以限制。笔者认为，有下列情形，应适用限制减刑：①累犯前罪是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②累犯前罪所犯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③累犯前罪数罪并罚的；④犯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之一，存在数罪的；⑤只有累犯或者其他八种犯罪之一情形，适用限制减刑应特别慎重，只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但判处死缓又偏轻，选择限制减刑体现罪行相适应的；⑥其他符合限制减刑的。（2）被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具体包括被判处死缓的累犯和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此之外的死缓犯，一律不得适用减刑限制；（3）刑法修正案（八）所限制减刑的这些死缓犯所犯的均是重罪，犯罪分子均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予以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难以达到教育、矫正不法分子使其走上正规的社会效果的，可以考虑适用减刑限制。 二是执行刑罚时的减刑时的限制，一般死缓犯经过多次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再加上之前的两年考验期，其实际执行不少于17年；而九类特定死缓犯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其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即不管犯罪分子有多大的立功表现，不管经历几次减刑，其实际执行刑期都不得少于22年，这体现出我国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也是对我国刑罚基本结构的不断完善。

三、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结合运用

“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刑法时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时间效力主要解决的是刑法在何时生效、在何时失效以及对其生效前的行为有无追溯效力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预见其行为后果，对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原则上不能对该行为有效。但如果法律发生变更时，考虑到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从旧兼从轻”原则概述

1、“从旧兼从轻”原则体现了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中“禁止事后法”的要求，这里的禁止事后法并非禁止所有的事后法，而是禁止事后重法溯及既往，这也是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体现。

2、“从旧兼从轻”原则首先要考虑的是适用旧法及行为时的法律规定，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做出相应的行为，对于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行为人没有预测义务。若法律强行以行为后的法律要求行为人，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强人所难，因此我国刑事法上要求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

3、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进与完善，因此法律会经常发生变动。当新旧法规定不同时，我国的做法是适用新法的基本条件是其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犯罪，这表明“从旧兼从轻”原则最主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所以，如果新旧法对某行为的定性处罚不一致，就看何者对被告人有利，处罚轻重的比较应当以法定刑轻重为依据。

（二）“从旧兼从轻”原则在死缓犯减刑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死缓犯予以普遍限制减刑，同时对九类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的严格规定，旨在严厉打击和惩治此类犯罪分子。但我国刑法除了保护国家和公民法益的功能外，还有保障人权的功能，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人权。虽然这类人犯有严重的罪行，但他们同样拥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人权功能也是区分现代刑法、民主刑法与传统刑法、专制刑法的标志。“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是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考虑而产生的原则，因此二者有一定的共通性，对于死缓犯减刑制度来说，同样也要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在司法实务中，有两种情况需要二者结合适用，具体内容如下： 1、针对继续犯和连续犯的适用 如果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持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继续状态的，或者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连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连续状态的，对于这两类跨法犯，新旧法都认为是犯罪的，适用新法，即使新法处罚较重，也要适用新法，但在量刑上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施行，因此跨法累犯需要适用刑法修正案（八），若犯有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类重罪，从2011年5月1日前持续或者连续到2011年5月1日后，应适用限制减刑的规定，根据执行刑期期间重大立功的有无，经过减刑后实际执行不少于27年和22年的刑期；对于一般死缓犯，若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应适用新法“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规定，而并非之前的“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从而加大惩罚力度，对重罪罪行予以更为严厉的打击。 2、新旧法对行为定性分歧时的适用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在当时的法律看来不是犯罪，但是行为持续或者连续到新法生效以后，且新法认为该行为是犯罪的，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新法生效之后的该部分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新法生效前的行为则不作为犯罪处理。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制度，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从限制减刑以及提高死刑缓期执行之后的最低服刑年限的角度，实质上加重了处罚，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限制减刑违反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因此对生效前的犯罪行为原则不应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第二条规定的：“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在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下，溯及既往，更能体现“从旧兼从轻”的精神。


四、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完善意见

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更为严厉的限制，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死缓罪犯的实际执行刑期过短，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贯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有利于增加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和接受度，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次成功的改革，但对于九类特定犯罪，哪些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法律语焉不详；与此同时，由于目前贪腐现象愈发普遍，反贪腐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贪腐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是否也应同八类重罪一样进行特别限制减刑。对此，笔者试根据以上论述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明确九类重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具体情形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的规定，是否限制减刑由人民法院裁量决定，并不是一律限制，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此，笔者认为该条固然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实际操作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依照宽严相济政策或者依照犯罪事实、情节可杀可不杀的，决定不杀判处死缓的，应当同时宣告限制减刑，因为此类情况一般都是属于极其严重的犯罪，法官已经根据相应的政策和犯罪事实对其量刑予以了充分的考虑，判处死缓已然是对其的一种“从轻”处罚，但基于其犯罪的罪行严重性、社会危害性，理应对其限制减刑这种严厉的惩处，这也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同时促使犯罪分子通过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反思罪行、痛改前非，从而刑满释放后得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不至于对社会和他人造成新的危害。

（二）通过立法手段，将贪腐类犯罪纳入特别限制减刑的范围 随着现今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贪腐类犯罪愈演愈烈，且涉案金额不断提高，有些巨贪贪污几亿至几十亿之多，令人嗔目结舌，而且贪腐类犯罪作案手段隐蔽化、智能化、窝案现象突出，导致反贪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已堪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一些贪污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贪腐持续时间长，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动摇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赖；而且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分子，理应获得较一般死缓犯更为严厉的惩戒，而限制减刑作为比死缓更为严厉的处罚，理应适用于贪腐犯罪的犯罪分子，不仅有利于整治目前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可以警醒很多贪腐分子的侥幸心理，让世人认清腐败是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怕毒瘤，要像查禁毒品那样，通过立法和司法的严厉手段，防治腐败，为我国转型时期营造一个和谐正气的社会环境。 五、结语 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一次卓越的修正，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死刑与死缓之间的巨大落差，也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刑罚的基本结构，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赞誉。只有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始终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才能充分发挥这一刑罚制度的积极功能。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