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署 公安部 等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新闻出版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部分省市新闻出版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
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现将会议纪要发给你们，请迅速传达贯彻，以推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的深入开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纪要》中涉及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将作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如《纪要》与“两高”的解释相抵触，以“两高”的解释
为准。

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法律依据和政策界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有辽宁、山
东、陕西、四川、江西、湖北、广东、北京、天津、上海等10省、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新闻出版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出版局等有关部门派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同志以党的十
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学习、研究了国务院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通知》），交流了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经验和问题，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讨论了查处工作
中应注意的政策、法律界限；公安、新闻出版系统与会的同志还专门讨论了《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现纪要如下：
一、会议总结了前一段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工作，进一步加深了对查处工作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与会同志回顾半年来贯彻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精神、开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实践，一致认为：国务院关于开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决策，是正确的、及时的。半年来取得的战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7月至10月底，全国共查获非法
图书1613万余册，非法期刊474．7万余册，非法报纸656．6万余份，非法录音带151万余盒，非法录像带89600余盒。其中大部分内容诲淫诲盗，格调低下，教唆犯罪，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扰乱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影响了精神文明的建设，败坏了改
革、开放政策的声誉；尤其是这些非法出版物毒化了社会风气，毒害了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影响更大。近年来，刑事犯罪人员趋于低龄化，25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人员总数的50％以上。在青少年犯罪中，性犯罪、暴力犯罪占相当比重，其中不少是带有帮会色彩的团伙犯罪
。出现这种社会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宣扬打斗、凶杀、色情、淫秽的非法出版物的毒害和引诱。因此，对非法出版活动，特别是对非法出版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是十分必要的。开展这项斗争，是把加强行政管理、加强经济管理、加强治安管理与打击犯罪结
合起来的综合治理工作，是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步骤，是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措施。
与会同志还指出，这次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行动，由于各级政府重视，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广泛宣传，大造声势，重点明确，注意政策，堵源截流，加强管理，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刹住了猖獗一时的非法出版活动。但是，我们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清楚地认识
到：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还将长期存在，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还将长期存在；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势必仍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钻法制不健全的空隙，利用非法出版活动牟取暴利，甚至进行破
坏活动。因此，我们要将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加强联系，互相支持，联合行动，对随时出现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予以迎头痛击，以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使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
二、会议强调加强经常性的管理工作，逐步使出版管理工作法规化、制度化。
与会同志指出，要比较彻底地制止非法出版活动，必须针对出版活动（包括编辑、印刷、发行、销售）每个环节存在的问题，摸索符合客观规律的管理制度，既治标，又治本；既堵塞漏洞，又利于改革搞活，使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法规化、制度化的轨道，促进我国出版事业进入健康而富
有活力的发展阶段。
出版管理中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印刷业的管理，以堵塞非法出版物的源头。为此，会议对国家经委、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部、轻工部等部门联合草拟的《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尽快发布实施。
三、会议认为国务院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两高《通知》，为查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通过认真学习两个法规文件，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两个法规文件的发布，为查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我国出版管理事业在加强法制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大家分析这两个文件的内容说：两高《通知》的第一项规定，明确了查处一般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的法律依据，即凡是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情节严重的，都应当按投机倒把罪论处；两高《通知》的第二项规定，明确了查处特殊的非法出
版活动，其中非法经营或非法获利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的，应以投机倒把罪论处。而《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将“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行为”，列入应予以行政处罚的投机倒把行为，则为查处一般的构不成犯罪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
法律依据。有了这两个法律文件，查处非法出版活动的法律依据就比较完备了。如果说，以往对非法出版活动打击不力是因为法律规定不够明确，那么，今后再出现打击不力的现象就是我们工作上的问题了。
四、会议对当前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中的几个重要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与会同志通过对当前查处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深入讨论，对几个重要的应当解决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1．关于“非法出版物”的含义。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对非法出版物的含义作了明确规定：
凡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
非出版单位编印、翻录内部使用的非营利性的资料性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须报经主管单位批准，并经县级以上（含县级）新闻出版（文化）行政机关或省以上（含省级）音像管理机关核准并发给准印证，方可印制；否则，所印制的出版物，亦视为非法出版物。
上述规定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以出版物本身是否取得国家有关部门认可为依据。按照有关行政法规定，只有经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审批登记、经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出版单位，才是合法出版单位。凡不是合法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均是非
法出版物。这类非法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有：
伪称根本不存在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出版物；
盗用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名义，印制的出版物；
盗印、盗制合法出版物而在社会上公开发行销售的出版物；
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不署名出版单位或署名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
承印者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擅自加印、加制的出版物；
被明令解散的出版单位的成员，擅自重印或以原编辑部名义出版的出版物；
其他非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除上述非法出版物外，内容淫秽、反动的出版物，也是非法出版物；即使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具有淫秽、反动内容的出版物，也应视为非法出版物。
2．关于当前查处的重点对象。与会同志认为，在当前依法查处非法出版活动中，应重点查处以下几种犯罪分子：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淫秽出版物的制作、贩卖、传播的犯罪分子；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大量出版、印制、发行、销售内容淫秽、反动的非法出版物的犯罪分子；
以从事非法出版活动为常业、获取非法收入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
非法出版活动集团的首要分子；
从事非法出版活动屡教不改，特别是曾受到处罚仍不悔改，继续搞非法出版活动的犯罪分子。
与会同志强调，在查处工作中，一定要十分注意区分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而判断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对于那些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非法出版活动，原则上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则要加以保护、扶植。总之，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注意掌握政策界限，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以达到打击少数严重不
法分子，教育大多数的目的”。
3．关于对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如何认定“情节严重”的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认定“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的数额或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为起点，并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由于非法出版活动本身具有的不付稿酬、印制量大、利润高等特点，如果对非法出版犯
罪案件完全适用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关于“数额”的规定，就不恰当了。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较少，非法出版活动的情况又较复杂，要提出一个比较适当的量刑数额标准，条件还不够成熟，需要通过司法实践总结经
验。当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参照两高1985年规定的数额，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本地区应掌握的数额标准。同时，应结合其他严重情节综合加以考虑。其他严重情节主要有：非法出版物内容的毒素大、危害性大；长期从事或多次搞非法出版活动；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
利用职权搞非法出版活动；非法出版物已发行到社会上，等。
4．关于非法出版物的鉴定问题。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对非法出版物，特别是淫秽出版物，司法机关应委托当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物主管部门组织具有专门知识和一定政治素质的人进行鉴定。出版物的鉴定，必须有3名以上经出版物主管部门指派、经司法机关聘请的人进行；鉴
定后，应写出鉴定书；鉴定人、指派鉴定人的单位应在鉴定书上签字或加盖印章；鉴定书应较具体地写明鉴定结论的根据。
对鉴定结论发生争议或有异义时，属图书、报刊的，应提请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专人复核；属音像的，应提请广播电影电视部组织专人复核。
鉴定淫秽出版物的标准，是国务院1985年4月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中的有关规定。
5．关于如何对待已处理的案件。对两高《通知》下发前已作过处理的案件，一般不再变动，但对下列少数案件要重新处理：非法获利或非法经营数额特别巨大，而原判量刑畸轻的案件；犯罪活动情节恶劣，而原判量刑畸轻的案件；依法本应严惩，而只作了行政处罚的案件；受到行政
处罚仍不悔必，继续从事非法出版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的案件等。
6．关于证据问题。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要把证据搞扎实；对非法经营和非法获利的数额，要证据确凿，计算准确，不能估算。
7．关于如何处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问题。与会同志反映，目前在查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非法出版活动中，阻力很大，处理困难。与会同志认为，办理这一类案件时，一定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严格按照两高在《
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的有关规定办案，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非法出版活动，为本单位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一般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工商法规处理；对其中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中饱私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单位进行非法出版活动，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也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与会同志强调，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既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有关部门会后应进一步加强联系，互通情况，互相支持，配合行动，不要互相推诿，也不要越权插手不应属于本部门处理的案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等管理部门要会同公安、工商
行政管理等部门切实加强对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的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非法出版违法活动，要尽快查清，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公安部门对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制作淫秽出版物的犯罪活动，要迅速立案、侦破、移送检察机关；检察院、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严重的非法出版犯罪
分子，应当依法惩处。会议希望各地抓住若干典型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尽快查清处理，广为宣传，以推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的深入开展。



1988年3月8日
看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到底有多大？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几乎每个人都懂得“徒法不能自行”的道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司法案件的裁判是由法官来实施的。也就是说，考虑到法律的抽象性、不具体性甚至是不完整性，考虑到客观事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人类自身对客观事实认识的模糊性、局限性，司法审判中，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谓司法上的“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官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或者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基本精神，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针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或法律适用等方面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地自由作出正当裁判的权力。所以，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法官是否拥有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而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到底有多大，该如何运用的问题。

理论上的问题我们暂不去探讨，看一下司法实践中我国某些地区法官是如何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吧。

一、 立案审查 给钱就行

在群众普遍反映告状难、立案难的今天，近日我们所通过代理案件了解到在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法院存在立案非常容易的事实。按照目前法院的收案制度，通常情况下，先由法院对当事人起诉的案件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案件才出具立案通知书，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向当事人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或者通过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立案请求。而且目前多数法院的立案审查都是从诉讼当事人主体资格、诉讼时效、司法管辖等角度进行较为严格的审查的。似乎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法院对最近审理的一期破产债权转让案件的立案审查之宽松竟让我们无法相信其真实性。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

该案件主要事实是这样的：2001年7月份，吉林省某医药企业（以下称“破产企业”）因严重资不抵债被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该破产清算程序于2003年2月13被法院裁定终结，但破产企业清算组并未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其形式上仍旧存在。

2002年12月12日，破产企业清算组委托四平市拍卖行对破产企业的有形（包括厂房、机器设备等）和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药品批号等）进行了公开拍卖，列入拍卖的资产中还包括破产企业的部分债权。该项债权是由破产企业清算组委托某会计师事务所单方审计确定的结果，且未经债务人确认。

上述拍卖破产资产（实际应称“破产财产”）被吉林省某医药企业（以下称“购买企业”）通过破产拍卖程序购得。2005年7月份，该购买企业突然将破产企业的原股东——A公司及其关联企业B公司和破产企业清算组（共同被告）告上法庭，要求A公司、B公司等与破产企业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的企业对其从破产企业清算组购买的所谓“破产债权”承担清偿责任。

A司、B公司对这突如其来的官司搞得莫名其妙，但既然被告上法庭，也只好无可奈何花钱请律师出庭应诉（本人即是A公司和B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之一）。

我们在代理该案件过程中私下了解到：四平市铁东区只所以这么草率立案，主要是考虑当地经济案件较少，法院自身从收费角度考虑，对当事人提起的大标的额诉讼不好轻易拒绝。如此以来，可能就忽略了立案的审核把关。

事实就是这样，有些地方法院法官愁着没案子审，随意立案；而另有一些大城市如北京各区县等法官案子却多得审不过来，不愿受案，给当事人立案制造“门槛”。

二、 事实认定 咋说都灵

如果只是立案存在问题，那也就好办了，可购买企业却偏是咬住他人不放松。当发现告错了人，于是便赶紧再变换一个，重新起诉一个与破产企业曾有业务关系的企业（下称“C公司”）。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为此也忙得不亦乐乎！再下传票，再通知当事人应诉。

在法庭上，C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是：因为其与破产企业的某分公司曾经是关联企业，其曾经为该分公司代销过破产企业生产的药品，二者之间属于委托代销关系，并非药品买卖关系。在此种代销法律关系下，如果药品卖不出去，C公司有权退回该分公司或总公司。鉴于当时其总公司即破产企业正面临破产，C公司已于2002年4月6日前对此代销药品做了处理，并且在某审计报告（下称“M审计报告”）中对该项存货及退回情况已做了详细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因清算组无法安排该退回药品的保管问题，目前该药品仍存放于C公司仓库。然而，在进一步破产清算中，破产企业委托的另外一家中介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却忽略事实真相，在另一份审计报告中（以下称“N审计报告”）将该项退回的存货列为企业的应收帐款。并且因当时破产企业清算组未按相关法律规定向C公司发放过债务催收通知书或请求法院确认过该项债权债务，其对此审计结论或所欠债务是不知情的。现其通过购买企业起诉才知晓此审计结果，对其自然不予认可。
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的断案法官们却对C公司的辩解丝毫不予理睬，对M审计报告不予考虑，判决认为：购买企业主张的债权是在破产企业的破产清算程序进行中通过N审计报告确认的结果，该审计结果应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在破产企业清算组将货款列入债权资产委托四平拍卖行公开进行拍卖后明确了此债权的真实性。法院必须依法予以保护。

三、 时效把关 推定最省

大家都非常清楚：诉讼时效是权利人持续不行使民事权利而于期间届满时丧失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对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而言，主张债权一定要在法定的诉讼时效（一般为两年）期间内提出，否则，丧失了诉讼权利等于丧失了债权实际受法律保护的机会。过了诉讼时效再提起诉讼，即便是再有其他实体法或诉讼法方面的充足证据或理由，恐怕也只好望“权”兴叹了。

就诉讼时效问题，C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时提出：即使购买企业所主张的拖欠货款确实存在，从2001年该项货款产生或确立时日起（扣除诉讼时效中止期间——破产宣告至破产终结期间），破产企业清算组（未注销）未向被告主张该项权利至少已经超过两年以上的时间。依据《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代位权的司法解释，C公司就转让债权或代位债权得对抗破产企业清算组（原债权人）的事由同样适用于对抗购买企业（即本案原告，债权受让方或代位债权人）。本案债权已明显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不再受司法保护。

然而，法院对没有超诉讼时效的把关认定却是这样的：庭审中，C公司承认四平市政府曾就购买企业使用其土地问题协商过。法院认为，如果购买企业所购的破产企业不存在土地与地面建筑分离的情况，不存在债务关系，四平市政府就没有协调的必要性。所以说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我们调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C公司确实没有任何土地供购买企业使用过，没有同购买企业进行过任何协商问题；实际上是破产企业的原股东A公司曾在四平市政府的主持下就购买企业使用其土地问题同购买企业协调过，这种协调与C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但法院却随意将A公司的事推定成了C公司的事。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如此推定，真有些云山雾照、让人无法理解！

四、 法律适用 现编都成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该破产债权转让案在断案适用法律时法官竟然随意制造适用法律的名称或条款，并故意曲解有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内容。

本案一审判决在判决书中写明的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法司法解释与适用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我们对一审断案适用的法律做了一些查证核实工作，查证核实的结果是：目前仍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包括附则总共才四十三条规定，根本就没有第九十四条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若干问题意见（司法解释）总共才七十六条，也没有第九十四条内容。目前没有名称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法司法解释与适用》的法律文件，倒是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九十四条内容是这样规定的“列入破产财产的债权，可以进行债权分配。债权分配以便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为原则。　将人民法院已经确认的债权分配给债权人的，由清算组向债权人出具债权分配书，债权人可以凭债权分配书向债务人要求履行。债务人拒不履行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第九十四条内容是关于破产财产分配的，与本案所涉及的事实和诉讼请求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内容是“债务应当清偿。 暂时无力偿还的， 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此条款应属于对“欠债还钱”的概括性强制条款，与本案诉讼请求表面上看是有关系的，不过就本案而言，对双方是否构成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认定恐怕还应另当别论吧。

我们姑且不论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是否准确，但这种在判决书中随意造法适用的现象总不能称之为是“严肃执法”的举措吧！四平市铁东区法院的法官们如此断案，令我们不禁感叹：我们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到底有多大呢？莫非真到了“法由己定”、“随心所欲”的地步！看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问题还真有些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