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私了”现象的法理透视

陈文仓

摘要：“私了”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这主要归根于民间社会规范的大量存在。在民间社会中，民间社会规范所起的作用，是国家制定法无法替代的，因此出现了法律一元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的分歧，二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民间社会规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经验表明，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遵循着各自不同的逻辑，民间社会规范的“地方性”特点更为突出，在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因此，一味对“私了”现象强行打压和限缩是无效的，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司法过程便成为合理规制“私了”现象的最佳通道，经由这一通道，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才有可能实现良性互动和重塑，才有可能共同实现法的应然价值。
关键词：“私了”现象 民间社会规范 国家法 司法过程

“私了”是指不经正当程序或官方途径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民间和解行为。“私了”一词是基于官方的立场对民间解纷机制的一种概括性称谓，词义本身就含有强烈的否定性倾向。在正统的官方语汇中，与“私了”一词相当的概念当是“民间调解”。“民间调解”是国家法所赋予民间社会的一种私权自治，而“私了”一词所隐含的前置逻辑则是对现行国家法律的规避甚至逃避。如果采用与现行国家法律所肯认的渠道相一致的解纷机制，则完全没有必要创造“私了”一词。既然“私了”如此不受国家法的欢迎，那么“私了”现象何以频频出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得以存在的社会机理是什么，本文即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分析，以待贾美玉。
(一)决定“私了”现象广泛存在的社会机理
不管人们对“私了”现象待何种态度，“私了”总是一种社会存在，我们就有必要探讨其存在的社会机理。通常的分析结论认为，“私了”是一种落后的、愚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民众法制意识薄弱的表现，是违反现行国家法律的。这一结论也许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对“私了”行为进行无情打压，强行限缩它的生存空间，是否就能一了百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利用正式司法程序寻求权利救济十分方便的地方，有时人们也宁愿选择“私了”，比如在侵权、交通肇事、偷盗、伤害、集体械斗甚至杀人等事件中，人们选择“私了”的机率还是相当高的。
“私了”作为一种非正规的、存在于民间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所仰赖的社会基础，正是植根于民间社会的民间法或习惯法的存在（为了保持概念的不混乱和讨论的方便，在本文中统称其为民间社会规范）。，①作为成长于西方社会的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自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没有内生出与西方法治相媲美的治国之道，但同时，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维系自有其独特的奥妙所在，其中民间社会规范的存在即为其中的奥妙之一。诚然，民间社会规范是广泛地存在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调整和控制机制，但对于法治并不发达的中国社会而言，民间社会规范则表现得更为活跃、更为稳定，也更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是中国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固有特点。基于此，我们的视角必须从这一历史传统切入。在传统的法概念当中，其所奉行的是严格的国家主义立场，即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军警、法庭、监狱等物质力量）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1]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统一行使主权的要求使然，奉行这一立场本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回到法的本然意义时，上述立场或许存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法所追求的第一层级的价值目标为自由、秩序、安全和正义。从这一目标出发，我们显然没有必要强行排斥民间社会规范这类存在于民间并且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社会调节机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只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如此解决并不违背现行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又何必强行将纠纷或冲突的解决拉回到国家法的轨道上来呢？
民间社会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通行做法，它首先表现为习惯或惯例。何以会形成这样那样的习惯或惯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一项习惯或惯例一旦确立起来，就会形成不易改变的定势，会直接或间接地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之成为法（当然不是指制定法意义上的法），需要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一定区域的人们共同信守，人们公认的具有有权威的社会组织机构的存在，有合法使用暴力的物质力量的存在或者柔性约束力（纠错机制或矫正机制）的存在。[2]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民间社会规范的表现形式大异其趣，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目的，即维护该区域共同体中的正常社会秩序，维护最低限度的正义。由此可以说，民间社会规范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按照苏力教授的观点，它符合当时社会条件下的语境。[3]
历史的变迁引致了原有秩序的不断解体和新的秩序的不断重建，但新旧秩序之间必然有着不同程度的继承性，不会象折断一根木棍一样嘎然分离。况且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人的主体性地位不会被轻易地抹煞。无论是暴风骤雨式的急剧变革，还是和风细雨式的温情改良，人的观念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往往有一个时间上的时滞和空间上的差异，不可能同现实历史进程保持同步。法治浪漫主义理想之所以难遂人愿，除了如上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如果忽略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物质基础，则一元化的法治社会理想就会遭到挫折。
法律多元主义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4]民间社会规范应
该有其合理的生存空间。民间社会规范作为一种内生型的本土资源，被创制它们的社群所信仰和遵从。依其处断纠纷和冲突的效力应该得到国家法的肯定和认同，当然国家法的肯认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实现，政治上的集中统一不可能允许法律上的软弱涣散。
民间社会规范的顽强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一个运转有序的良性法治生态（这是笔者从政治生态中套转过来的一个杜撰词）是多元一体的有机建构，在现代化的法治重塑着民间社会的同时，民间社会也在重塑着现代化的法治。
二、“私了”现象的法理悖论
国家法制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必然要求一切纠纷和冲突的解决和平息必须在国家法的框架内进行，游离或背离其外，势必发生冲突和不适反应。疏而不漏的国家法以种种方式表达着它对一切社会纠纷和冲突的基本态度。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也不外于国家法的有效掌控之内。[5]因此，“私了”在国家制定法中没有任何地位可言（毕竟“私了”跟民间调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私了”的实质是对现行国家法律的规避甚至逃避。这是我们基于国家法立场的对“私了”的基本定位。但正如上文所述，“私了”自有其独特的一套规则体系在背后作为它的支持系统。无论“私了”还是“公了”，其所凭依的是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对“私了”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民间规则体系的否定。用民间规则修改、置换或者规避、逃避国家规则，就是“私了”行为的性质。由此可以说，“私了”就是民间规则与国家规则之间的博弈（当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博弈），是民间规则对国家规则不露声色的挑战。种种案例表明，在这种挑战中民间规则一一败北，至少在表面上都是这样。［6］诚如有学者所言，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知识系统。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中，国家法的强势地位自不待言，而民间社会规范只是被强大的国家法遮蔽下的地方性知识，[7]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距离，存在着隔膜。
自清末修律以来，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在我国就从未停止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代表了民国时期法律移植的最高成就（《六法全书》现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律移植的对象从德、法两国转向以苏联为主（这是一场不成功的移植），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法律移植的对象重又转向与我国同样有着制定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兼以英美法系中的美国法律。在长期的法律移植过程中，大量的抄袭、模仿甚至照搬，造成了与中国社会的排斥反应，尤其在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就更是这样。这种嵌入式的外生型法治现代化之路，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知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固有的知识传统遭到了忽视甚至蔑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确是发端于西方的，成熟于西方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借重于西方先进的法治，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在此意义上，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国家法在全国的统一适用。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法律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显然，民间社会的法律需求取决于人们的现实需要。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离人们的现实需要相差甚远，或者供非所求，人们对待法律的机会主义态度就不可避免。更何况，一项法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失真问题，更使法律供给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因此，法律制度也同样存在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
相反，“私了”所凭依的民间社会规范，是成长于民众之中的，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坚固的信仰。经过长期的演绎，这些规则更加切合人们的实际需要，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遇有纠纷或冲突时，人们固有的心理认知模式自然就会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之间进行相机抉择，选择对已最有利的纠纷或冲突解决方式，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杀人、重伤害等严重违反国家刑事法律的行为，都会寻求“私了”，但“私了”的结果往往却使当事者遭受到双重惩罚（既要伏国家法，还要伏习惯法），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有违公平正义，但这却是当事者自愿选择的结果，是冒险的代价。
从法条主义的视角来看，刑事案件是不能“私了”的。刑事法律属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对守法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果容许或放任刑事案件“私了”，会使公民的行为随时处于不确定的境地，社会秩序岂不要大乱。在少数民族地区“私了”刑事案件往往就是“赔命价”、“赔血价”，其他地区也不外乎用金钱赔偿或补偿的方式处理。［8］任其泛滥，将会造成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即是否有钱人就可以随意杀人、伤人，然后就可以轻松地用钱“摆平”？刑法的威慑力会不会因此而大大地下降？显然，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的固有利益都不会容忍这种糟糕透顶的情况出现。
刑事法律规范的强行性和禁止性，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其上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任何违反刑法的行为都要受到国家的追究，无论谁都不例其外。民间社会何以会“私了”刑事案件，原因就在于民间社会规范的逻辑使然。在我看来，民间社会规范（主要是习惯法）允许用金钱赎罪，只要考察一下其盛行的地区就可以明白一二。在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物质财富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当然还会有其他的观念因素），用金钱赎罪比施以“以血还血”式的报复刑要严厉的多，也更具有现实的儆戒意义。②人死不能复生，如果因此而剥夺施害者的生命，以暴制暴，则是劳动力的无谓浪费。再者，法谚有云：“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9］与这条法谚相联系的，是盛行习惯法的地区人们的犯罪观与刑罚观。现代刑法所认为的犯罪与民间社会人们所认为的犯罪必然有着较大的出入。③因此，在一个生死相依的熟人社会里，用通行的办法解决现代刑法所认为的刑事案件，仍然可以保持当事者双方家庭、家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反之，既使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了解，双方家庭、家族之间仍会继续寻仇，留下不易消除的隐患，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的不同逻辑造成了对待犯罪和刑罚上的不同结果。免受双重处罚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但于此情景，双重处罚却势所难免，尽管作为国家并不情愿看到而且在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一些典型案例中，司法者费尽心机尽力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之间做出衡平，结果很少会做到皆大欢喜。［10］
必须指出的是，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中保持国家强有力的干预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是由刑事法律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④绝不容许用民间社会规范修改、置换或者规避甚至逃避对犯罪者的刑事制裁，若不如此就无法维持整个社会的最低限度的秩序和正义。
三、对“私了”现象的规制选择
作为一项熟人社会中通行的解纷和息讼机制，在肯定“私了”合理性因素的同时，必须看到，正如“私了”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一样，没有什么好名声。在不少“私了”案件中，往往存在着恃强凌弱、强词夺理、混淆视听等等的问题，“私了”似乎成为处于强势地位的当事者的一项特权。正如勒内·达维德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要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11］而这种“和睦”与“和谐”，在不少情况下是以不同程度地牺牲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者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在此意义上，“私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似乎有点得不偿失。就笔者所观察，在刑事案件的“私了”过程中，寻求“私了”的往往是加害者一方，而受害者一方只是被动接受。并且，加害一方常常还要动员所有能够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为自己规避甚至逃避国家法的制裁而机关算尽。当然，“私了”的客观结果却能息事宁人，有根除后患的现实功效。在民间社会规范遵行者的眼里，赔人钱物就等于对他（她）生活其中的社群给了一个交代，一个“说法”，是一种悔罪的表现，因而得到社群的谅解当在情理之中。于此情形，加害一方就以此为由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制定法的角度看，这不妨可以作为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因此，通行的逻辑就是承认自己犯了罪，但“我”也付出了代价，承受了痛苦，所以赢得国家法的宽大处理合情合理。
司法实践中这样的例子是经常存在的。问题在于司法者（主要是法官）是否具有纯熟的平衡技巧。司法者既不能违背法定职责，又不能完全被民间社会规范牵着鼻子走，他（她）得交替穿行于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既不能枉法（国家法）裁判，又不能不照顾他（她）内心世界里认同或不认同的民间社会规范的势力（我国基层法院的法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认同当地民间社会规范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司法者所处的如上环境加上种种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裁判,结果却大不相同的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因此，在我国基层司法运作中，司法过程就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较量、角力的过程，结果往往就会产出一些模糊的法律产品。［12］国家法就这样被民间社会规范重新塑造，同时，民间社会规范也被国家法重新塑造，两者互动的情形十分明显。不妨这样说，国家利益和民间社群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司法过程中被司法者上下其手（不含贬义），巧妙地磨合了，化解了。诚然，在具有制定法传统的我国，司法者并不能创制法律，改变法律，但他们却可以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在如何适用法律上，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此意义上，或许司法者可以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良性互动的“CPU”，从而司法过程也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互相重塑的最佳通道。
在大量的民事纠纷和冲突中，当事者选择“私了”还是“公了”，这是他们应有的和法定的权利，⑤国家法于此保持退隐状态。在民事领域中，“私了”一词只具有中性的含义。当然与国家法所肯认的基层人民调解制度有所不同的是，⑥“私了”实质上指纠纷或冲突双方的自行和解，不需要调解员的从中调停，至多需要一个或数个中人。但实际生活比理论预想要复杂的多，民事纠纷或冲突中的“私了”因纠纷或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一概而论。但不管怎样，这类“私了”对于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者的讼累，降低维护秩序的社会成本等都不无好处。


注释：
①对民间法或习惯法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在此仅取它们作为一种民间社会规范的这一含义。参见田成有：《社会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载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少数民族地区“赔命价”、“赔血价”的财物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往往会超出加害人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很多情况下需要整个家族共同负担。我所说的现实儆戒意义即在于此。
③民间社会中所认为的犯罪行为在国家法中不一定定为犯罪，而在国家法中定为犯罪的行为在民间社会中却不见得就被认为是犯罪，这几乎是一个常识。
④刑法不仅是私法的保障法，而且是其他一切法律的保障法。详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⑤行使此项权利要以不违背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为前提。行使权利不能妨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妨碍别人正当权利的行使。
⑥基层人民调解制度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司法助理员的调解，法律服务所的调解和司法调解中心的调节等等，但不包括法院的调解。调解的范围主要有：婚姻家庭纠纷（包括婚姻、继承、赡养、抚养、扶养、其他）、邻居纠纷、房屋宅基地纠纷、债务纠纷、生产纠纷、赔偿及其他。详见翁开心：《认真对待基层人民调解制度》一文，载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17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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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苏力.当代法律中的习惯——司法个案的透视(J).中国社会科学,2000,(3).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经济特区国营企业成本管理试行办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成本管理，降低成本耗费，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社会财富，保障企业合法的经济权益，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本试行办法适用于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范围内的所有国营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施工企业，农业企业，商业，供销社、粮食企业和物资供销企业，文教卫生企业，城市公用企业以及其他企业。
第三条　成本管理的基本任务是：通过、预测、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反企业生产经营成果，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努力降低成本。
第四条　企业在成本管理中，必须遵守财经法律、法规，并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
第五条　企业实行成本管理责任制。厂长（包括经理、矿长、场长和其他企业领导人，下同）对本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负完全责任。
总会计师或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副厂长，协助厂长组织领导本企业的成本管理，准确核算成本，并对企业的经济效果负责。
总工程师协助厂长在生产技术方面采取有效的降低成本措施，并对其经济效果负责。
大中型企业要在财务会计部门内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成本管理工作；小型企业必须指定专业人员管理成本。
第六条　深圳、珠海、汕头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负责本经济特区国营企业的成本管理，各企业主管部门按照本试行办法和有关财经法律、法规，负责所属经特区国营企业的成本管理。

第二章　成本开支范围及标准
第七条　企业生产经营、营运过程中发生的下列费用，列入成本：
一、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备品配件、外购半成品、燃料、动力、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的原价和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二、运输企业劳动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原料、润料、材料、轮胎、轮箍、垫仓材料、备品配件、燃料、动力、装卸工器具、低值易耗品的原价和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三、施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的各种主要材料、结构件、机械配件、其他材料、燃料、动力、低值易耗品的原价和运输、装卸、整理、保管等费用。
四、农牧企业生产经营中消耗的种子、种苗、幼畜、饮料、肥料、农药、兽药、燃料、动力、修理用零件、其他材料、低值易耗品的原价和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第八条　企业生产经营、营运过程中发生的下列费用，列入成本：
一、固定资产的折旧费，按产量提取的更新改造资金，租赁费和修理费；
二、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试制所发生的不构成固定资产的费用，购置样品、样机和一般测试议器的费用；
三、按规定列入成本的职工工资、福利费、特写原材料节约奖、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奖；
四、按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百分之二提取的工会经费，在工资总额百分之一点五范围内掌握开支的职工教育经费；
五、产品包修、包换、包退的费用，废品的修复费用或报废损失，停工期间支付的工资、职工福利费、设备维护费和管理费，削价损失和经同级财政府机关批准核销的坏帐损失；
六、财产和运输保险费，契约、合同公证费和鉴证费、咨询费，专有技术使用费以及应列入成本的排污费；
七、流动资金代款利息；
八、销售商品发生的运输费、包装费、广告费和销售机构的管理费；
九、办公费、旅差费、会议费、业务活动费、劳动保护用品费、消防费、检验费、仓库经费、商标注册费、展鉴费等管理费；
十、按使用土地面积和标准支付的土地使用费；
十一、运输企业还包括营运中发生的装卸费、港口费、代理费、养路（河）费、营运业务费；
十二、农牧企业还包括生产经营发生的农业机械作业费、畜力作业费、运输费、灌溉费，以及经济林木的折旧费，产、役畜摊销费；
十三、经省财政厅批准列入成本的其他费用。
第九条　商品流通过程中发生的下列费用开支，列入商品流通费；
一、运杂费、广告费和保管、养护、检验、整理、转库的费用，包装、改装或组装商品的费用，定额内和经过企业主管部门批准的超定额商品损耗的损失，家具用具摊销费，委托代购、代储、代运、代办的手续费，门市部装修费以及服装费；
二、本试行办法第八条第一、三、四、六、七、九、十、十三项所列有关费用及第五项的坏帐损失。
第十条　本试行办法第七条、第九条没有规定的其他行业的成本开支范围，由各市财政局参照上述各条规定制定。
第十一条　本试行办法规定列入成本的原材料，是指构成产品实体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是指不构成产品实体，但有助于产品形成的材料。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回收的各种边角余料、下脚料、废料以及回收的包装物等，凡是有利用价值的，应当估价入帐，并分别冲减成本费用。
第十二条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材料物资商品短缺、损耗，属于定额损耗以内的部分，按实际损耗数列入成本；超过定额损耗率的部分，应查明原因，分清责任，经主管部门批准，以扣除直接责任人赔偿后的净损失列入成本。各类材料、物资、商品的定额损耗率，由主管部
门规定，并抄报同级财政机关备案。
第十三条　列入成本的低值易耗品、家具用具，是指除国家固定资产以外的劳动资料。划分办法，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对一些价格虽高，但较易损坏，列入固定资产管理有困难，需列作低值易耗品、家具用具管理的，同主管部门提出目录，报市财政局批准后执行。
第十四条　列入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是补偿固定资产损耗价值的费用。提取固定资产折旧应采用分类或单项折旧率。各类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可在国家统一规定的基础上，再缩短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具体折旧年限，由市财政局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下达企业执行；房屋、建
筑物的折旧年限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国家统一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另行下达）。
按产量提取的更新改造资金，是指经国家专门批准采掘、采伐企业，按照实际产量和经财政部批准的标准从成本中提取用于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的专项资金。
第十五条　列入成本的固定资产租赁费，是指按国家有关租赁费用财务处理的规定，应从企业成本中支付的各项租赁费用。
第十六条　列入成本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包括大中小修理费用。中小修理费用按实际发生额一次或分次列入成本；大修理费用原则上不再提取，按实际发生额分次列入成本，分摊期一般不超过三年。
第十七条　门市部装修费用中不构成固定资产价值部分，可采用以下两种办法补偿：
一、对已由基建或专项资金开支，以后重新装修的费用，采用预提办法，提取比例报同级财政部门核定。
二、对既无预提又无专项资金来源的，装修费用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可采用待摊办法，分摊期一般为三年。
第十八条　列入商品流通费的服装费是指从事对外营业性质的商业、饮食服务业、生产企业的供销、展销部的门市部、宾馆、餐厅的售货员、服务员的服装费用，由市财政局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各类企业的发放数量和质量标准。
从事生产的职工，仍按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给劳动保护用品和工作服。
第十九条　生产企业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试制新产品所发生的费用，按下列办法执行：
一、生产企业内部的科研机构、实验室或试验基地所需的人员工资，各项研究试验材料和管理费用，列入成本。但按规定已纳入留利的科研机构经费，应由企业生产发展基金负担，不得列入成本。
二、为制造新产品所耗用的原材料、工资、应分担的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等有关费用，应列入试制新产品的成本。
三、企业决定试制新产品所发生的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试验费，样品、样机和不构成固定资产的一般测试手段的购置费用，一次或分次列入成本。试制失败发生的损失，由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在企业营业外列支。
四、为外单位一次性生产的专用非标准设备，其试制费用，全部列入该产品的成本。
第二十条　列入成本的职工工资，是指企业发放给生产车间、辅助生产车间、车队、门市部、仓库、管理部门的人员（包括炊事人员）的工资，不包括应由工会经费或职工福利基金支付的工会干部、幼儿园、托儿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的工资，以及应由营业外列支的退职人员生活费、
退休离休人员生活费和长期病假人员工资，也不包括应由专项基金支付的专项工程人员的工资。
列入成本的工资范围由市财政局、劳动局根据经济特区工资改革办法制订，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一条　列入成本的福利基金，按计提福利基金的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一提取。
第二十二条　列入成本的业务活动费，主要指用于业务洽淡、产品观摩、鉴定过程所支付的接待费，以及代销人员的外勤业务活动费等。此项费用按销售收入千分之一点五以内由市财政局逐户核定控制比例。企业在财政部门核定的控制比例内按实际支用数列入成本。
第二十三条　列入成本的废品损失，是指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和不可修复废品的实际损失，扣除过失人赔偿后的净损失。
第二十四条　列入成本的坏帐损失，是指由于债务单位撤销，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清偿后，确实无法追还，或因债务人死亡，既无遗产可供清偿，又无义务承担人，确实无法追还等原因造成的债权损失。坏帐损失，应在取得债务方企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或法院等有关单位的书面证明
，报经企业主管部门审查，经财政机关批准核销后，列入成本。
第二十五条　企业进行财产保险和运输保险，按实际交纳的保险费列入成本。保险公司给予企业的优待，应冲减保险费支出。
第二十六条　企业引进技术的技术转让费（包括许可证费、专利费、设计费），在引进技术项目投产后，一次或分次列入成本。为掌握使用引进技术发生的有关费用，列入引进技术项目投产后的成本。
第二十七条　企业根据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按收费标准交纳的排污费列入成本。但对企业违反环保法规被加收的排污费和罚款，不得列入成本，应由企业留利负担。
第二十八条　下列各项费用开支，不得列入生产成本和商品流通费：
一、应在基本建设资金、各种专项基金和专项经费中开支的费用；
二、应在企业留利中开支的资金和浮动工资；
三、超出国家规定开支标准部分的各项费用支出，但本试行办法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四、基本建设借款和专项借款利息，以及流动资金贷款罚息；
五、根据规定按销量或利润的一定比例提成的国内技术转让费；
六、依法购买国库券的支出和上交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
七、企业自愿对各种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的赞助资金；
八、应在企业留利中开支的各项赔偿金、建约金、滞纳金和罚款；
九、商业、供销业、粮食企业的简易建筑费；
十、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其他费用。

第三章　成本核算
第二十九条　工业、交通运输、施工企业的成本，除销售费用外，必须按月统计完工产品（或工程）产量（交通运输为工作量、施工为完成工程量，下同）、实际消耗和实际价格，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进行核算。
商品流通费用，原则上应按实际发生额进行核算，但下列各项费用开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核算：
一、按规定预提的银行借款利息，门市部装修费用和财政部门同意预提的其他费用；
二、按规定待摊的大宗修理费用、门市部装修费用开支和经财政部门同意等待的其他费用；
三、物资供销经营按规定分摊的进货费用；
四、按统一规定比例提取的费用，如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
五、季节性和大宗进货的进货费用。
第三十条　企业不得以计划成本、估计成本、定额成本代替实际成本。计算过程中对产成品、自制半成品和劳务、按计划成本或定额成本进行核算的，要按本试行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及时调整为实际成本。
对原材料实行内部计划价格核算的，月终结算产品成本时应调整为实际成本。对已领未用的原材料，应在月末办理退料手续，需留待下月继续使用的，也要办理“假退料”手续。
第三十一条　企业的产品、半成品应按月进行盘点，计算在产品、半成品的约当产量， 并据以核算成本。　 第三十二条　一次支付、分期摊销的费用，应按照项目的受益期限确定分摊费用数额。
第三十三条　低值易耗品、家具用具的费用摊销，一般可采用“五五”或分期摊销法。
第三十四条　企业的成本核算，应在严格执行成本开支范围和标准的前提下，分清本期成本与下期成本，在产品成本与半成品成本各应负担的费用，不得相互混淆，影响成本的准确性。
第三十五条　企业的成本核算资料必须正确、完整，如实反映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消耗。有关成本核算的原始记录、凭证、帐册、费用汇总和分配表、统计资料等，内容必须齐全、真实，记载和编制必须及时。
第三十六条　企业在年度终了前，必须认真进行财产物资盘点清查工作，落实库存，核实盈亏。对流动资产盘亏盘盈，应查明原因，按规定的审批权限，报经批准后，按扣除责任人赔偿后的余额，调整成本。

第四章　成本管理责任制
第三十七条　企业在厂长领导下，按级按分工职责实行成本管理责任制。
第三十八条　企业要做好调查研究，掌握市场信息，搞好在本预测工作，为经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企业必须编制每一产品的目标成本、费用计划，并按此控制和管理成本。有条件的企业还应同时编制成本计。
企业的成本指标，必须分解落实到各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列入经济责任制的一项主要内容，按此进行检查、分析、考核。
第三十九条　国家对生产企业考核成本利润率。其计算公式为：
成本利润率＝销售利润／产品销售工厂成本× 100％
国家对商业企业考核费用水平。
第四十条　企业应根据生产经营的特点、目标成本的要求和有关规定，制定本企业的产量定额、工时定额、消耗定额和费用定额、商品库存定额等定额指标。各种定额必须认真执行、定期修订。
第四十一条　企业各职能部门，在厂长、总会计师、总工程师领导下，认真做好下列基础工作：
一、严格定额管理，定期修订各种定额；
二、严格计量验收，一切物资的进出、领用，都经过计量、验收，各种计量设备、工具和议表要配备齐全，并有专人经常进行校正和维修；
三、建立健全财产、物资盘存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对所有财产、物资进行清查盘点，保证帐帐相符、帐实相符。
四、建立健全厂内计划价格制度。对各种在产品、半成品、备品配件、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工具、动力、劳务等制订统一计划价格。
五、健全原始记录。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产量、质量、工时、设备利用、材料消耗、物资收发和领退，财产物资的转移和毁损等都应做好完整的原始记录。　 第四十二条　成本管理责任：
一、厂长对成本管理工作应尽的责任：
1．遵守财政法律、制度，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一切侵占国家收入以及铺张浪费、弄虚作假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负完全责任。
2．组织各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监督成本指标分解下达和分口管理。
3．组织领导各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完成各自的成本指标。
二、总会计师或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企业领导人员对成本管理应负的职责：
1．协助厂长组织领导本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正确执行目标成本和成本计划，准确核算成本，并对企业的经济效果负责。
2．定期检查各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成本指标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组织职能部门研究解决。
3．宣传国家有关成本管理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财经纪律；签署企业的对外经济合同；审查目标成本、成本计划和重要的财务开支。
4．协调各职能部门、基层单位的关系，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总工程师对成本管理的职责：
协助厂长，在挖潜革新改造、设备更新，提高产品质量、产品更新换代、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改善劳动组织等方面，讲究经济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合理，经济上节约，有实效；并对各项技术措施的经济效果负责，以及组织各职能部门编制产品目标成本。
四、企业财会部门对成本管理工作的职责：
1．制定企业的成本管理制度；
2．参与制定各项费用定额、储备定额；
3．参与制定厂内计划价格；
4．参与制定产品目标成本，编制全厂的财务成本计划，并负责成本指标的分解落实；
5．检查、考核目标成本、成本计划的执行情况；
6．组织成本核算，指导基层单位的成本管理和成本核算；
7．审核控制企业各项费用的开支；
8．进行成本预测、控制、监督和分析工作。
五、其他职能部门对成本管理工作的责任：
1．生产部门负责制订生产定额，编制和落实生产、作业计划；组织均衡生产合理调度；组织基层单位进行在产品、半成品的定期盘点；参与制定产品目标成本。
2．计划统计部门负责组织全厂经营活动的各项计划的汇集和平衡；及时、准确地进行生产统计，为成本管理提供有关的数据。
3．技术、工艺部门负责制定、检查各项物资消耗定额；抽好产品设计，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和科学的技术组织措施；编制产品目标成本。
4．质量检验部门负责制定质量管理办法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加强产品检验。
5．供销部门负责编制销售计划和物资采购计划，制订物资储备定额；对物资进行严格的计量检验，控制消耗、定期盘点；合理组织物资的采购、运输、降低采购和销售费用。
6．劳动工资部门负责制订劳动定额和劳动保护措施，改进劳动组织，合理组织劳动，改善劳动条件，做到安全生产，提高劳动效率。
7．设备、动力部门负责制订设备利用、水、电、气、风消耗定额和设备管理制度。

第五章　监督与制裁
第四十三条　企业厂长、总会计师，要定期召开成本分析会议，针对企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采取改进措施，提高经济效益；监督执行成本开支范围、标准和成本核算的规定；执行财政机关和上级对违法行为的处分决定；审核成本报表，签署上报。
第四十四条　企业主管部门，应对企业的成本管理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促，促进改善经营管理；按期会审所属企业的报表，提出审核意见；对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单独或会同财政机关调查处理。
第四十五条　审计、财政、税务机关应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监督企业对本试行办法以及其他各项成本管理制度的执行；对违反本试行办法的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检查对违法行为处分决定的执行情况；检查与成本有关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六条　企业接受监督检查时，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不得弄虚作假或刁难、阻挠。
第四十七条　对于违反本试行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企业，应按照税收、财务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随便扩大成本（费用）开支范围的；
二、随意摊提成本费用，挤占国家收入的；
三、弄虚作假，成本严重不实的；
四、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大量废品或其他严重损失浪费，以致成本升高的；
五、损公肥私，挥霍国家资财，增加成本开支的。
对上述企业，除按财务和税收规定处理外，审计机关或财政、税务机关还可以通知企业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罚款的处理；并对直接责任人和企业有关领导，给予行政处分和处以本人月标准工资三倍以内的罚款。
企业负责的罚款在留利中开支，个人负责的罚款由个人支付。
第四十八条　总会计师、财务人员，对已经知道的违法行为，不抵制又不揭发，应与违法行为的直接责任人负同等责任。
第四十九条　对强迫或反指使他人违反本试行办法的，或执法犯法的，以及打击报复检举、揭发人的，应从重处罚。
第五十条　企业或个人对审计机关或财政税务机关给予的行政处罚如有异议，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审计机关或财政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审计机关或财政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在一个月内进行复查，并作出裁定。逾期不申请的，即按审计机关或财政税务机关的通
知执行。
第五十一条　对违反本试行办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国家保护对违法行为的揭发人、检举人，并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试行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过去有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成本开支范围的规定，同时作废。
第五十四条　广州市、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海南岛的国营企业成本管理办法另行制。
第五十五条　各经济特区企业主管部门可以按本试行法的规定，制定补充规定，报市财政局审定后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试行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1985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