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力度的逐年加快，国家相应加大了对于三农领域的资金扶持力度，这似一支强心剂极大程度推动着美好乡村建设的快速发展。然而，与之伴随的是，在国家的巨额资金投向广大农村的同时，贪污贿赂等涉农职务犯罪行为也相应在广大农村地区滋生、蔓延，呈现出高发频发的发展态势。如何才能有效打击此类犯罪并积极做好预防工作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检察机关面前的迫切问题。鉴于此，笔者尝试通过安徽寿县人民检察院近两年来立案查办的涉农惠民领域贪贿犯罪案件入手，分析涉农惠民领域贪贿案件的的特点、原因、对策，以便为今后更好地查处及预防此类犯罪提供借鉴。

　　一、涉农惠民领域贪贿犯罪特点分析

　　近两年来，安徽省寿县检察院共计立案查处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38件47人，分析这些案件，笔者发现涉农领域职务犯罪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的成案特点：

　　1、贪污贿赂案件仍是涉农职务犯罪的主流。经统计，两年来，在该院查处的38件47人涉农惠民领域职务案件中，贪污、贿赂案件合计为33件39人（其中贿赂类犯罪8件8人），案件数占86.8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类案件5件8人，案件数仅占13.16%。以上数据反映出，贪污和贿赂犯罪仍是涉农惠民职务犯罪的主要犯罪类型，因此打击涉农贪污、贿赂认为当前及以后的检察工作重点。

　　2、犯罪职业构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去年，我院查出的涉农贪贿犯罪案件主要集中于村干部，然而今年在我院查处的涉农惠民贪贿犯罪案件中，除村级干部外，还有供电、交通领域、运管领域、计划生育领域等从业人员；犯罪人员构成中，除村干部外，既有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也有乡（镇）会计等经济负责人，但总体上以资金直接经手人居多。数据表明，今后检察的对象仍以财务直接经手人为主。

　　3、窝案、串明显。两年来，涉农惠民领域贪贿犯罪中，截止目前，我院共查处窝案犯罪5件9人，其中有3件均涉及村书记与村文书共同贪污，1件涉及土地承包领域职务犯罪，1件涉及招投标领域滥用职权犯罪。

　　4、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在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中，科级以上干部3件4人，其中正科级干部2人。我们知道，县及乡镇干部的经济犯罪比一般农村经济组织人员犯罪更具社会危害性，这些犯罪分子在国家实施的涉农惠民工程建设领域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直接侵害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远大于村级干部，为当地百姓所痛恨。

　　二、涉农惠民领域贪贿犯罪成因分析

　　分析这些犯罪的成因，不难发现，此类犯罪不是偶然行为，而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言之：

　　1、权利过于集中于一人。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等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的权限不断增大，特别是村一级干部自治所带来的是权力过于集中于村书记一人手中，很多重要生产要素如土地开发、开办村集体企业、资金申报、计划生育罚款、兴建村福利公益设施等权力全都掌握在农村基层干部手中，有效监督的缺乏致使腐败分子乘机为其本人或亲属谋取私利、滥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大发横财。

　　2、财务制度不严，有漏洞可寻。涉农贪贿犯罪案件中普遍存在财务制度混乱的问题，也是一大顽疾，村普遍存在出纳、会计一人兼，有的是村书记直接管钱管财务或者是管财务的是书记亲属或者村文书唯村书记一人之命是从，绝大多数村财务监督组形同虚设，导致了腐败现象大量出现。有的是县、乡、镇领导手中握有大量公款，收取的公款长期不交财务，自收自支，以白条、虚假发票冲帐、隐瞒收入等手段进行贪污、挪用公款现象较为普遍，去年查出的供电公司贪污、挪用公款案和交管站贪污案就是典型。

　　3、廉政教育不深入。尽管我们党为了保证干部廉洁从政，廉政教育年年抓，并已经形成了长期教育机制。但是我国幅员辽阔，村级组织点多、面广，加之农村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有些农村干部在学习制度的落实上相对较差，自身素质跟不上，长期不读书、不看报，自身免疫力又不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最终一旦案发，害人、害己危害社会。

　　4、监管机制缺乏，监督不力。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明显，由于乡村群众自身法律意识淡薄，监督力度薄弱。多数农民历来对乡村干部有敬畏感，有畏官意识，加之他们不懂得、不明白村级财务如何运行及使用，不知道村干部的哪些行为属于违法或违纪，即便当其自身利益受到了侵害，也往往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或者是能私了的则私了的处事方法，导致不敢检举、揭发、举报。而一些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些软弱心理，恣意犯案。

　　三、涉农惠民领域贪贿犯罪的预防对策

　　我们知道打击涉农领域职务犯罪不是根本目的，怎样保障国家补助资金真正落到实处，保障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预防犯罪的潜在发生才是根本所在。为确保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全面发展，我们必须综合运用政治、宣传、教育和监督等多种手段，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刑事打击方针，使农村职务犯罪得到有效的遏制，还民生建设以健康发展。为此笔者建议：

　　1、选好干部，分散权力，加强权力监管。好的事业需要好的领头羊带领，新农村建设更是离不开好的村级领导班子。为此，笔者建议：严把选举关，真正让那些备受村民拥护、办事公道正派、勤劳实干、热心为村民服务、有头脑、有主见的村民担任村领路人；同时严格按照村民自治法及选举法的相关规定选举村委会班子，上级党委要定期或不定期对村委会干部进行监督或诫勉谈话，保障其将全部精力用在发展农村建设上。同时，注重鼓励、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优秀大学生充实农村干部队伍，以便做到更新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形势需要，进一步提升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2、严格村级财务管理，不给腐败留下制度漏洞是制度性保证。这是防止犯罪现象发生的根源所在，为此必须高度予以重视，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一是要全面落实“村财镇管”制度。作为村集体的直接负责单位，乡镇财政部门理当切实负起责任，全面加强对村级账目的监督、检查和指导，一旦发现问题，及时提出纠正和处理办法；特别要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跟踪，防止专项资金被侵吞或挪用。二是要加强对村级财务人员的管理与培训。乡镇财务管理人员要对村级财务人员的业务、素养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岗位培训，充分发挥镇级财务人员对村财务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作用，及时查纠不合理开支，防止违法违纪行为发生，保证财务活动规范化、合理化。三是实行村级财务公开制。俗语道：阳光是惩治腐败的最好武器，要让村级财务收入支出情况定期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广大村民监督，让村民及时知晓财务收支状况，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发生，对于大额资金支出必须经村民会议研究投票决定。三是实行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应全面在村级铺开，建议镇一级可以专门设立离任审计办公室，专门针对此事加以负责，真正做到防微杜渐，从而进一步提高农村财务工作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平稳快速发展。

　　3、大力培养群众监督意识，着力构建农村预防贪贿犯罪体系。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其检察职能，深入乡镇、村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以法律的手段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助推美好乡村建设。笔者认为当前要做好如下工作：一要多渠道鼓励群众积极提供职务犯罪线索，做到发现一起严厉打击一起，通过严打以儆效尤，让村干部们感到害怕，从而不敢挺身试法；二要对村主要干部进行专题培训教育，特别是针对村一把手，开展预防教育，以近期出货的典型事例，以算经济账、政治账、家庭账的方式，引导他们常诵“廉政经”、常敲“警示钟”，着力提高村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使广大农村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牢固树立起勤政廉政的思想防线，一心一意谋发展，一心一意干事业；三要与乡镇建立纪委及时沟通协作机制，特别是与财政部门及离任审查办公室建立协作机制，保证在不影响乡镇基础工作的前提下，开展职务犯罪查处工作。

　　当前，涉农领域职务犯罪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高检院在去年年初就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重点打击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重点打击危害民生民利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以及时扭转涉农领域职务犯罪高发态势，进一步为国家涉农资金的落实、为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保驾护航。为此，各级检察机关应关注当前及今后民众利益之关切，以打击此类犯罪为手段，反贪部门应充分结合涉农贪贿案件发案特点，在重点打击涉农贪贿犯罪的同时，结合高发原因辅助预防部门积极做好犯罪预防，切实将此项惠民、利国工程做好，最终实现国家各项惠农补助资金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惠民的目标。


　　作者单位：安徽省寿县人民检察院
　　　　　　　　　　　　　　　　　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康均心 博士生 尹 露


社会大众对于犯罪人的歧视和排斥是当前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要在我国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必然离不开对人道和宽容文化理念的培育。任何一种制度在建立之初都必然会引起争议，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也不例外。随着国际社会以及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犯罪人人权保障的日益深入，建立完备的前科消灭制度已成为我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


作为衡量罪犯再次犯罪时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标准之一，前科的存在不仅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罚理念，也实现了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但前科长时间乃至终生存续，无疑给有前科的人永久贴上了罪犯的标签，在导致其相关法律权利和资格丧失的同时，也招致了社会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前科消灭的实体内涵，即对什么样的人可以适用前科消灭，以及经过多久可以消灭。笔者对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消灭前科应具备的条件


1.罪质条件。对前科消灭的罪质条件不加限制是平等原则的体现。但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有四类犯罪比较特殊。刑法第六十六条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和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关于毒品再犯的规定表明，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这四类犯罪所采取的态度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由于其社会危害性远超过一般的刑事犯罪，刑法对犯该类犯罪的行为人再犯的处罚要重于一般的刑事犯罪。除了上述四类犯罪以外，严重暴力犯罪的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也大于一般的犯罪人，社会民众对此类犯罪人的内心恐惧极大。我国前科消灭制度构建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大众的接受程度。对犯罪人进行前科消灭本是出于保障人权，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预防犯罪人因前科带来歧视和不平等而再次犯罪，节约司法资源。但是倘若过分关注所谓的绝对平等而不考虑罪与罪之间社会危害性的差异，更有可能导致大众的恐慌和抵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国的前科消灭制度之中，对于此五类社会危害性极大、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人的前科不能消灭。从前科消灭的角度出发，应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刑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特殊累犯，严格将前罪和后罪的罪质限定在一个犯罪类型之中。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之中前罪与后罪的罪质也应严格限制在毒品犯罪的范围之内。对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人的认定，可以参考刑法第八十一条关于不得假释的行为人的规定，将其限定为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2.时间条件。所谓时间条件，是指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被赦免以后可以消灭前科必须历经的期间。笔者认为，我国前科存续期间的确立可以根据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对前科存续期限做分段式的设计：对单独宣告有罪以及单处罚金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前科存续的期间为6个月；对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缓刑考验期届满，以及对判处管制、拘役以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前科存续的期间为1年；对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前科存续的期间为5年。对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及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之后减为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前科存续的期间为10年。经过上述期间后，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如果判决中同时存在多种刑罚的，以最重的刑罚或者最高的刑期为标准计算前科存续期间。刑罚执行完毕应指包括附加刑在内的刑罚全部执行完毕。行为人在刑罚执行一段时间后被假释或者因监外执行等原因被免除执行一部分刑期的，前科应从刑罚被免除执行之日起计算。行为人在前科存续期间内又犯新罪的，前科的存续期间应从新罪的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重新计算。


3.刑度条件。所谓前科消灭的刑度条件，即构成前科的前罪依法被判处刑罚的轻重与刑期的长短是否应作为影响其前科存续期间的因素。笔者认为，前科消灭重视的是行为人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后是否已经真正改过自新，对后罪加重处罚的依据在于前罪刑罚适用量上存在不足，而这一事实是通过后罪的发生表现出来的，与前罪的刑罚轻重与刑期长短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对前科消灭的刑度条件不应有所限制。


4.悔改条件。我国前科消灭制度中的悔改条件宜做如下设置：如果行为人在前科存续期间表现良好，确有悔改表现，前科存续期间届满时前科按时消灭。如果行为人在前科存续期间故意犯罪的，前科计算期间中断，后罪的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前罪前科重新起算，与后罪的前科相加，延长前科存续期间。如果行为人在前科存续期间过失犯罪或者从事一般违法行为的，前科存续期间届满由法院对是否消灭其前科予以裁决。


5.未成年人前科的特殊消灭。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前科消灭制度应将其与成年人的前科消灭有所区分。我国刑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正是这种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态度的体现。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条件设计宜宽于成年人。基于此，可统一规定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1年，前科存续；经过1年之后，未成年人的前科即自动消灭，不做罪质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如果未成年人在前科存续期间故意再犯刑法规定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八种罪的，则前科计算期间中断，后罪的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前罪前科重新起算，与后罪的前科相加，延长前科存续期间。


二、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建构


1.前科消灭的立法模式。考虑到我国刑法总则第一百条规定了前科报告义务，立法上可以在刑法总则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之后增设一章“前科消灭”，规定前科消灭的条件、方式和对象，并将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义务包括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一百条只规定了规范性条款，而欠缺惩罚性条款。虽然规定了有前科者的前科报告义务，但并未对违背该义务的刑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在立法之中应加以完善。作为前科消灭法律后果的犯罪记录封存、查询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的立法建构一方面可以使前科消灭制度与其他现存的刑罚制度相协调，另一方面也便于司法实践中具体的操作。


2.犯罪记录处理。前科消灭之后直接面临犯罪记录的处理。对犯罪记录的处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封存犯罪记录，没有法律明确授权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单位对行为人的犯罪记录进行查阅。另外一种是注销犯罪记录，即将行为人的犯罪、刑罚记录一并取消，此后行为人在法律上也就视同为没有犯过罪的人。前科消灭制度中所消灭的只是行为人的犯罪记录而不可能是犯罪事实，因而前科消灭所抹消的也只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2012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结合我国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出了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我国在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里程碑。从前科消灭的宗旨出发，注销犯罪记录是最为彻底的方式。封存犯罪记录，意味着犯罪记录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被查阅的可能，法律要对有权查阅犯罪记录的机关和情形作出非常明确的限制才能防止前科消灭流于形式。


现有立法对于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规定只是我国构建前科消灭制度的一个开始，注销犯罪记录才是彻底消灭前科的必然选择。基于此，对我国的前科消灭制度之中的犯罪记录处理，可根据犯罪人罪行的轻重、刑期的长度、人身危险性和悔改表现予以区分，做如下设计：对于法定自然消灭前科的犯罪分子和未成年的犯罪人，在前科存续期间届满之日起，司法机关应注销其犯罪记录。对于法定依申请才能消灭前科的犯罪分子，前科存续期间届满之日起由申请人向司法机关提出撤销申请，由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作出保留或者消灭前科的决定。对于此类犯罪人的前科，司法机关在作出消灭前科的裁决时，应同时决定注销其犯罪记录。司法机关应建立统一的犯罪记录数据库，将封存的犯罪记录和尚未消灭的犯罪记录进行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对于违反规定查询、散布行为人犯罪记录的，应当允许行为人提起侵权之诉。


三、前科消灭的方式设计


1.自然消灭。自然消灭是前科消灭的基本方式，指有前科的人在经过法定的前科存续期间后，满足法定条件，在前科存续期间届满之日起前科即自动消灭，无需法院作出裁决。此种消灭方式免去了法院的裁决步骤，节约了司法资源，我国的前科消灭制度应主要采取这种消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