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

杨凡 湖北五峰县人民法院 443400

内容摘要：

“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伴随了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历程。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严打政策应运而生，其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严峻的治安形势是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的混乱是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尚未消除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其产生的价值基础。诚然，“严打”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和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忽视。“严打”是对法制的破坏与违反，依法从重从快这一“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对法制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依法与从重从快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严打”无形之中又制造了新的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丧失殆尽等。。我国的“严打”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因此其对法治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得不偿失。因此，“严打”何时能摆脱人治思维，更值得我们关注。“严打”最初是非常状态下的非常选择，但是战役不间断的进行到现在，这也表明“严打”政策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性基本刑事政策。因而，对于“严打”仅是一项权宜之举，不能不提出怀疑。

关键词： “严打” 刑事政策 局限性 理性反思

Abstract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followed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past 20 years of our country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urse as a criminal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day by day, attack severely the policy and ari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it produces its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is its realistic foundation produced ; The confusion known to the criminal policy are their thought foundations produced ; It is its social base produced that the old idea of the old system has not been dispelled ye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s its value foundation produced . Tru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played a active role in suring in practice, but its limitation and negative effect can't be ignored either。Attack severely " destruction to legal system and infringement , this " "strike-hard" campaign " inherent logic contradiction of intension negative effect in legal system obvious severely and quick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mbody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severely and quickly between the two getting implacable;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made new crime again virtually, the suspect's right is exhausted etc.. "strike-hard" campaign " of our country is based on foundation of ruling by men, it has destroyed the foundation governed by law, have despised the law and procedure , So it builds the negative effect caused in ruling by law it is enormous, even lose more than gain. So, when can " "strike-hard" campaign " get rid of the thinking of ruling by men, deserve the close attention of us even more. " "strike-hard" campaign " is an extraordinary choice under an extraordinary state at first, but the campaign goes on incessantly till now, this indicat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become one long period of time basic criminal policy of our country already in fact too. Therefore, to " "strike-hard" campaign " it is only an expedient act , Have to propose suspecting .
Keyword: " "strike-hard" campaign " Criminal policy Limitation Reason reviewing




“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是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违法犯罪升级、蔓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伴随 了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历程。诚然，“严打”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而对我国：刑事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仍然持续大幅度上升，社会治安问题日增多的严峻社会形势，我们不得不对“严打”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理性反思。
一． 对“严打”的界定
在谈论“严打”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刑事政策有个清楚的了解，刑事政策是为了抗制犯罪而产生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为了达到抗制犯罪的目的，依据本国的犯罪总态势并采取刑罚和非刑罚等手段所制定 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的总和.
(一)对“严打”的界定
“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从重”是指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狭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广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从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
“严打”是我国根据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抗制此种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适时调整的具体刑事政策。“严打”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世界各国的 “重重”政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促使这一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也是犯罪浪潮的高涨。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我国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结构由静态转为动态。由此导致人们利益结构的倾斜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计激化。从那时起，我国的犯罪率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依照我国犯罪态势有5次高峰的说法，第5次高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至今，已达20余年，时间之长可谓高峰之最。不过，持续的犯罪高峰并未改变犯罪的基本成因，犯罪源于社会矛盾仍是对这一时期犯罪原因的合理解释。事实上，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建，我国就一直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大变动时期。社会大变动导致固有矛盾的大暴露和新型矛盾的大泛滥，基于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的认识，持续上升的犯罪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我们应该理智的善待“严打”，在刑事政策视野中给予“严打”以准确的定位。
第一：“严打”应该具有目的性。如前所述，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抗制犯罪，包括控制犯罪态势、改造已然罪犯、预防各种犯罪等三项而言。“严打”是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其目标应该定位在控制犯罪态势上，依靠“严打”控制犯罪态势必须把握两点。一是惩罚犯罪的及时性，即尽量缩短犯罪实施与刑事司法运行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强刑事司法的权威，提高“严打”的司法效率。二是犯罪惩罚的不可避免性，即尽量破除犯罪人侥幸心理，树立权威的刑事司法，展示“严打”的司法效率。
第二：“严打”应该具有法律性。这主要是指“严打”不是随心所欲的滥打或无原则的狠打，而是在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前提下，适当从重从快。“严打”的法律性是“严打”本身固有的特征，强调“严打”的法律性，就是要把“严打”与“严格执法”统一起来，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高办案水平，适当从重量刑。
第三：“严打”应该具有综合性。即要把“严打”视为一个由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严打”前因素、“严打”中因素、“严打”后因素。“严打”前因素主要考虑为刑事司法活动提供周密的法网支持，“严打”中因素主要考虑刑事司法机关的通力合作，“严打”后因素主要考虑巩固“严打”成果。
第四：“严打”应该具有针对性。刑事政策因犯罪而生，故而，刑事政策也要为犯罪而活，即适当调整。这种调整的形态之一就是基本刑事政策 与具体刑事政策的分野。“严打”只是特定阶段对特定领域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会因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其趋同的可能较小。但就“严打”而言，有一点各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严打”的对象应局限于严重刑事犯罪。
第五：“严打”应该具有层次性。“严打”作为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应该包括定罪政策、量刑政策、行刑政策三个层次。从定罪方面来看，我国新刑法的罪名数由130个增至413个，可以说，犯罪化是我国新刑法在定罪政策上的主导取向；从量刑方面来看，刑法典赋予了审判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严打”政策在此体现的最为突出，在量刑中，贯彻“严打”政策关键是把握好“从重处罚”的尺度；从行刑方面来看，“严打”政策的贯彻应该是“严格执法”。
（二）“严打”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立足于当前的社会治安状况，调整刑法打击的重点和力度，以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严打”体现了刑事政策的要求，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刑法的惩治效能要通过法律的实施来实现，而法律的实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尤甚。“严打”实际上是对特殊形势的特殊反应，是基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对刑法打击重点和打击 方向的调整，是刑事政策指导刑事法律实施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如同其他社会政策一样，也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制定，并随着犯罪现象的发展而变化。犯罪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按部就班的向前发展，而往往受社会、法律及自然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严打”正是依据总体犯罪状况的变化，适时开展专项斗争，有针对性的确定打击重点，组织不同规模的集中打击犯罪活动。
二．“严打”产生的条件：
任何一项刑事政策的制定都有其产生的思想和社会基础，都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严打”作为我国的 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当然也不例外，离不开它特定的时代背景。
（一）现实基础-----严峻的治安形势
从我国建国以来的历次“严打”来看，提出的时机无不在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时期。没有犯罪状况的严重性也就没有“严打”产生的现实合理性[1]。在1983年当时是国门初开，经济开始转型，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滋生了一大批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大的一不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开拓视野，寻求新的犯罪对策，依靠全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手段预防犯罪，治理罪犯，教育青少年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实践活动。1981年中央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议，对新的犯罪对策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在《会议记要》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这一新时期的刑事政策。同时对这一政策做了详细的阐述，对于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依法从重从快处罚；对于大量的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既不判罪劳改，也不送去劳教，而是依靠全党依靠全社会力量，加紧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对于一部分现行刑事犯，依据轻重，区别对待。该劳改的就劳改，该逮捕的就逮捕，该判刑的就判刑。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肯定和强调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同时指出要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是青少年教育，综合治理要发挥各方面的作用，要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应该说，这一时期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我国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刑事政策，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政策和两极化政策。应该说，“严打”刑事政策的提出并实施，对于维护当时非正常的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思想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的混乱
我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形势犯罪的方针，与“重重”相近。对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实行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与“轻轻”相近。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与现代刑事政策精神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受到旧的思维定势的惯性影响，加之对现代刑事政策思想掌握的不准，因而，一度出现了对刑事政策理解、执行混乱的状况。由于我们对综合治理方针的理解带有片面性，把大量的工作放在预防犯罪和教育、感化上，没有很好运用专政的威慑力量。该杀的没杀，该逮捕的没有逮捕，该判的没有判或轻判，使犯罪分子气焰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到处为非作歹，残害人民。“坏人神气，好人受气”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批评政法部门“软弱无能，心慈手软”。有的人对阶级斗争心有余悸；有的人认为，既然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就不必再提出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有的人把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说成是搞“惩罚主义”、“报复主义”、“重刑主义”，以上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混乱，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的后果。不少地方犯罪分子逞凶肆虐，无所顾忌，许多犯罪团伙横行城镇乡村，无恶不作。为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纠正打击不力的倾向，更好的贯彻和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出台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集中统一行动的决策，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见，对于现代刑事政策理解不全面或不顾国情，照搬照抄国外的刑事政策是不可取的，难以指导实践的，对治理犯罪是不利的。因而，严打决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刑事政策片面理解的错误倾向。
（三）社会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国家本位型的刑事政策，在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博弈过程中，现代刑事政策由于它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不完全具备，必定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一是受国家至上观念的冲击，难以形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格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大政府和小社会，全能政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家至上观念仍在起统率作用。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只是国家领导下的发动，并不是市民社会的自发启动。公民缺乏参与热情，只是消极受领任务，事不关己，甚至袖手旁观，任由犯罪者横行。国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社会的被动性消极性相互抵消，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形势愈加严峻。二是受群众运动惯性冲击，难以形成法制社会的良性机制。虽然我国于1980年至1982年先后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但由于新法刚刚颁布实施，一些司法工作人员还不完全掌握和熟悉，出现了对刑事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改革开放对社会治安产生了一些冲击和震荡，刑事犯罪活动突出，甚至出现了不正常状况。三是收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难以形成“预防犯罪，治理犯罪”的稳定格局。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政法机关仍然习惯于阶级斗争的思维，尽管我们一直在反“左”，但宁左勿右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带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动用专政的手段实行严厉打击。按此逻辑惩办与打击是首位的任务，预防犯罪，治本之策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为了取得治理的犯罪的实效，也可以本末倒置。
（四）价值基础----传统的法律文化
在中国的他法律文化中，“法”始终是权力的附庸，是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是执行君主专横意志的强暴手段。法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普遍的秩序，它听命于权力，从来都是统治者的镇压工具，而不是捍卫民众权利的武器。正如严复所说“中国法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得以超乎法之上，可以益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成专制而已”。深刻的指出了中国传统者支配法律的历史传统，由于过分强调统治阶级的意志，忽视人权的保障，缺乏应有的独立价值。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观念与我国当时法律的概念在内涵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无非都是统治者贯彻和实施其统治的工具而已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严打”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传统是“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观念一旦形成，必将极大的作用于历史，即使在最初的条件已经消失，相应的制度已经改变的 情况下，它也可能长久的存留下去，无形之中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
三．“严打”存在的局限性：
面对改革开放后始料未及的严重犯罪问题，我国分别在1983年、1996年以及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部署，实行“严打”。加之各项专向斗争、治理整顿和季节性严打，以及各省市所组织的局部性“严打”，可以说“严打”方针浓缩了我国近20年犯罪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在历次的“严打”斗争中，官方报道的刑事案件破案率、抓获犯罪人数目、判刑人员数目等统计数据在向我们传达着同一个信息--------经过运动化、战役式“严打”斗争上的洗涤，我们将再次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低犯罪率的清平社会。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随着我国社会总体转型的深入，刑事案件在总体趋势上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而并非只是“反复”和“反弹”[1]那样依然可以乐观的状况。就实际而言，20年的“严打”不仅没有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恢复但五六十年代的最高水平”的既定目标，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同时，“严打”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平使其遭到理论与实务的双重质疑。
（一）“严打”对法制的违反与破坏
我国“严打”概念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将其由“从重从快”演进为“依法从重从快”。“依法”的突出和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摈弃了以往长期人治下的法律虚无主义影响，逐步顺应了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即使是这样，“依法从重从快”这一“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对法制的负面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依法”与“从重从快”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刑法哲学追求的三大价值目标是公正、谦抑、人道[2]。与之相适应，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的实体法价值原则，上述原则所蕴涵的“刑之法定，罚当其罪是指对犯罪行为量刑的各种情节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当轻则轻，当重则重，而不得因刑法规定以外的其他事由对犯罪人加重或减轻处罚。刑法的人道性和谦抑性更是要求“可罚可不罚者，不罚；可判可不判者，不判。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诉讼期限体现着打击犯罪的及时性与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的双重价值。在两种价值之间，过分的夸大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是非常危险的，而“依法从重从快”却要求司法机关在严打过程中要依法同时又要从重从快，这显然是一个无法两全的逻辑难题。刑法谦抑性和人道主义所阐释的“能不判的就不判、能不杀的就不杀与从重从快所要求的可捕可不捕的，捕；可判可不判的，判。法定诉讼期限要求的当快则快，当慢则慢与严打中一味求快之间的内在矛盾显然无法协调与统一。依法与从重从快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今天，法律至上与法律虚无主义两种价值观念的深层次冲突，法治与人治两种治国策略的痛苦抉择。
（二）严打与严格执法，打击犯罪的混淆
严打就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但是，作为具有阶段性、运动化、战役性特点的严打，与日常工作中的严格执法，打击犯罪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如果两者都解释为严格依法，打击犯罪，那么作为非正常状态的严打其存在是否还有必要？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如何体现？如果将两者的区别界定为严打期间应该从重从快，非严打期间必须严格执法，这是否又回到了1983年“严打”无视法律“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老路？其结果必将重新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这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司法改革显然是不利的。“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象一道选择题，将选择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司法实践部门，其结果不难想象的。司法机关或一味强调打击犯罪的效果和诉讼效率，无视法律的“从重从快”，忽视对无辜者人权的保障，导致案件质量下降，冤假错案增多；或是理解为“严打”期间要严格“依法”，非“严打”期间就可以放松执法，导致养虎为患。2001年9月3日，雅虎新闻网转发了这个新闻社的一则消息，题目是《“严打”三个月破案率100%，到底是功绩还是失职》。这篇报道说，“据报载，某市公安局在最近3个月内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 228起，打掉公安挂牌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4个、黑恶犯罪集团21个、抓捕逃犯41名，重大案件破获率100%。《这个青年报》刊登读者来信质问：到底是功绩还是失职？黑社会性质的反组集团和黑恶势力并非一天形成，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为什么我们的公安部门不能将其控制、消灭于萌芽状态？难道该市的这些犯罪集团都是在严打这一两个月内形成的？
交通部 国家经改委 等


全民所有制交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1993年1月8日，交通部、国家经改委、国务院经贸办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执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推动全民所有制交通企业进入市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根据《条例》的规定，结合交通企业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交通部（以下简称部）直属和双重领导交通企业范围内，经济上独立核算、法律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并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单位。
交通主管部门和交通企业应当全面贯彻执行《条例》和本实施办法。凡《条例》已作规定，而未列入本实施办法的条款，须按《条例》的规定执行。受双重领导的交通企业在贯彻执行实施办法中，对属于地方权限的条款，应按地方政府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交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交通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第四条 交通主管部门，必须按照宏观要管住，微观要放开的原则，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管理企业的方式，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下，培育和发展交通运输和交通建设市场体系，并积极推动和支持企业各项配套改革，为交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
第五条 交通企业的学组织和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以及全体职工都应当为实现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和《企业法》规定的企业根本任务开展工作。

第二章 企业经营权
第六条 转换交通企业经营机制的重点是落实交通企业的经营权。交通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条例》规定企业享有的十四项经营权在交通企业必须全面落实。
第七条 交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资产经营形式，依法行使经营权。企业资产经营形式是指规范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企业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责任制形式。交通企业采取任何一种资产经营形式都要保证其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殖。
部直属港口、航运、工业、外轮代理、燃料供应等交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按统一税率上缴所得税，免交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实行税后还贷和税后定额上缴利润。
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界定条件的其他交通企业可以实行税利分流或承包经营责任制，经批准可采取其他资产经营形式。
交通企业还应积极创造条件，按规范试行股份制和组建企业集团。
第八条 生产经营决策权
交通企业根据国家宏观计划指导和市场需要，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可自主作出生产经营决策，开展水路和公路客货运输、装卸、仓储、工程设计和施工、生产产品和从事国内外货物和船舶代理、理货、燃物料及生活用品供应等业务，为社会提供服务。
交通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在本行业内或者跨行业调整生产经营范围。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支持。
交通主管部门对交通行业实行宏观管理，对交通企业的经营范围和规模、国际班轮航（班）线及旅客运输航线实行审批制度。交通企业可根据市场需求，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及国际班轮航线、旅客运输航线上自主经营，自行决定租进、租出船舶开展运输业务。
交通企业在批准的规模内可以用自行筹措资金，自行决定买、造船舶，报部备案。
经部批准，凡有远洋运输经营管理能力的船公司均可经营远洋运输，从事远洋运输的船公司也可经营沿海、内河市场物资运输；汽车运输企业可经营国际间公路运输。
随着运输市场的建立、完善和发展，逐步打破区域分工，放开经营。
部选择有条件地区的旅客运输作为区域性放开经营的试点，试点办法由部制订。
在国家统一规划下，交通企业依法可以结合公路工程、航道疏浚和港口建设，营造土地和进行土地开发。
交通企业要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运输任务。
目前国家从宏观调控需要安排的年度运输生产总量和分货类计划，均为指导性计划。其中，安排的指令性生产或国家订货物资的运输实行计划运输，通过产、运、销各方直接见面签订合同或通过订货组织均衡生产。交通企业对缺乏应当由国家保证的燃油等条件的计划运输，可根据自身承受能力和市场变化，要求调整运输计划，计划下达部门不予调整的，交通企业可以不执行。其余物资的运输实行市场调节；外贸物资运输实行市场调节，鼓励承托运双方直接议定运输价格和条件。
交通企业计划运输部分随着国家指令性生产物资的逐步缩小，相应减少。
承担指令性任务的航道工程企业，有权要求任务下达部门保证燃油、原材料等供应。
交通施工企业可自主决定参加工程投标，按照《经济合同法》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规定直接与建设单位签定合同。凡不按合同规定支付工程进度款的，交通施工企业有权终止施工，停工造成的损失，由建设单位偿付。
交通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部进入市场、自主经营。
第九条 产品、劳务定价权
交通企业提供的加工、维修、技术协作等劳务，由交通企业自主定价。交通企业计划运输的运价和港口服务费收实行国家指导价，即在国家规定的价格和浮动幅度内由企业自行决定具体价格；港口规费和外贸装卸费执行国家定价。价格要随国家物价和汇率的变化，及时作相应的调整。
市场调节部分的运价和港口服务费收，实行市场价格。
国内客运实行国家指导价，浮动幅度由国家物价局和交通部共同核定。对季节性旅客运输的浮动幅度由交通部确定，交通企业可以在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自主决定票价。旅游运输以及使用豪华、高速客船的旅客运输，实行市场价格。
区域性放开经营试点的旅客运输价格，实行市场价格。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运输价格将逐步放开。
交通施工企业可根据国家主管部门颁布的工程定额和有关规定，自主决定工程报价。部对交通工程预算价格实行动态管理。
交通工业企业生产的日用工业消费品，除国务院物价部门和省级政府物价部门管理的个别产品外，由企业自主定价；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产品，除国务院物价部门和省级政府物价部门颁布的价格分工管理目录所列的产品外，由企业自主定价。
第十条 产品销售权
交通工业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销售本企业的工业产品。
船公司是客货运输的承运人，拥有客票销售和货运的揽货、配载、结算等自主权，可以自主选择客票发售和船舶、货运代理人。港埠企业是港口业务的经营人，拥有装卸、仓储及为客货运集散服务等自主权。港航双方业务代理关系可以通过签订经济合同确定。
第十一条 物资采购权
交通企业承担运输、加工、施工所需的物资，包括设备、零配件等，属指令性计划供应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有权要求与生产企业或者其他供货方签订合同，供货单位不得搞搭配供应；属非指令性计划供应的，可以自行选择供货单位、供货形式、供货品种和数量，自主签订订货合同，并可以自主进行物资调剂。交通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以任何方式为企业指定指令性计划以外的供货单位和供货渠道。
第十二条 进出口权
具备条件的交通企业，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依法享有进出口经营权，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交通企业，在获得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等方面，享有与外贸企业同等待遇。
交通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行选择外贸代理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并有权参与同外商的谈判。
交通企业根据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有权自主使用留成外汇和进行外汇调剂。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任意平调和截留企业的留成外汇；不得截留企业调剂外汇后应当返还的人民币。
交通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可以在境外投资、承揽工程、租赁设备、经营房地产（土地和不动产买卖）、进行技术合作或者提供其他劳务。
交通企业经部批准可以用自筹外汇购买国外船舶（包括二手船）。
交通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可以进口自用的设备、配件和燃油等物资。
有涉外业务的交通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国内外开设独立的外汇帐户，有权根据业务需要，确定本企业驻外人员和经常出入境的业务人员名额。对交通企业经常出入境人员，实行一次性审批，一年内多次有效的办法。
交通企业可以根据开展对外业务的实际需要，自主使用自有外汇。安排业务人员出境。
交通企业经批准可出具本单位船员办理海员证出境批件，向有关港务监督申请办理。其他人员申请办理海员证仍由部审批。
第十三条 投资决策权
交通企业依照法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有权以留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等向国内各地区、各行业、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投资，购买和持有其他企业的股份。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交通企业可以向境外投资或者在境外开办企业。
交通企业遵照国家产业政策和交通行业发展规划，用留用资金和自行筹措的资金从事生产性建设和技术改造，能够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的，不论投资额大小，由交通企业自主决定立项，并连同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报部备案，由部出具认可文件。经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企业自主决定开工。
交通企业从事生产性建设，不能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或需要政府投资的，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交通企业从事生产性建设，需要银行贷款或境外贷款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报银行或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交通企业生产性建设，需要向社会发行股票、债券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交通企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以留利安排生产性建设项目或者补充流动资金的，经企业申请，税务部门批准，可以退还企业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
交通企业根据其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可以增提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基金。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有关固定资产折旧的规定，交通企业有权选择具体的折旧办法，确定加速折旧的幅度。
交通企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发展中外合资合营港口、工业、施工企业，建设并经营公用码头和高等级公路，经营货物装卸、堆存、拆装、包装，工业产品的开发、制造，联合投标承包工程项目等。
交通企业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以建设保税仓库。
第十四条 留用资金支配权
交通企业在保证实现企业财产保值、增殖的前提下，有权自主支配税后留用利润。
交通企业可以将自有资金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补充流动资金或者用于其他生产性投资。
交通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无偿调拨企业留用资金。
第十五条 资产处置权
交通企业可以自行处置报废的固定资产。
交通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固定资产，可以自主决定出租；关键设备、设施的转让和抵押，需报部批准；非关键设备的转让和抵押，报部备案。关于关键设备的界定，部另行规定。
交通企业处置固定资产（除报废以外），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评估。处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所得收入，必须全部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第十六条 联营、兼并权
交通企业可在自愿、互利的条件下，自主确定与国内各类所有制企业联营、合资、合作。
交通企业有权按照下列方式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联营：
（1）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组成新的经济实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法人条件的经政府有关部门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2）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共同经营，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承担民事责任。
（3）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订立联营合同，确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联营各方各自独立经营、各自承担民事责任。
交通企业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可以兼并其他企业，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劳动用工权
交通企业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数量。交通企业从所在城镇人口中招工，不受城镇内行政区划的限制，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劳动力须经有关省级劳动部门批准。交通企业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可以实行合同化管理等，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解除劳动合同，辞退、开除职工。
交通企业定向或者委托学校培养的毕业生，由原企业安排就业。对交通系统大中专院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
交通企业有权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富余人员。富余人员也可自谋职业。
第十八条 人事管理权
交通企业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和责任与权利相统一的要求，自主行使人事管理权。
交通企业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实行聘任制、考核制。对被解聘和未聘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安排其他工作，包括到工人岗位工作。企业按照规定的聘用条件和程序可以从优秀工人中选拔聘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交通企业可以招聘境外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交通企业有权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在本企业内有效的专业技术职务。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评定（考试）的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其职务和待遇由企业自主决定。
部直属交通企业的厂长（经理）由部任免（聘任、解聘）；副厂（经理）级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提名，按部规定的程序报部任免，或者经部授权，由厂长（经理）任免（聘任、解聘），报部备案。企业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按照国家的规定的程序决定任免（聘任、解聘）。
双重领导的交通企业厂长（经理），其任免（聘任、解聘）手续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工资、奖金分配权
交通企业的工资总额依照政府规定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确定，没有实行工效挂钩的交通企业根据隶属关系按部或地方规定办理。企业在相应提取的工资总额内，有权自主使用、自主分配工资和奖金。
交通企业有权决定职工工资、奖金的分配档次，有权制定职工晋级增薪、降级减薪的办法，自主决定晋级增薪、降级减薪的条件和时间。
第二十条 内部机构设置权
交通企业有权决定内部机构的设立、调整和撤销，决定企业的人员编制，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提出的设置对口机构、规定人员编制和级别待遇的要求。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拒绝摊派权
交通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可以向审计部门或者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控告、检举、揭发摊派行为，要求作出处理。
交通企业有权抵制任何部门和单位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评优、达标、升级、鉴定、考试、考核，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部属和双重领导的交通企业经所在地政府同意，可享受当地和所在开发区的有关各项政策。

第三章 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 交通企业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交通企业的厂长（经理）对企业盈亏负有直接经营责任；职工按照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对企业盈亏也负有相应责任。
第二十四条 交通企业必须建立起分配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
交通企业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原则。同时，每年应从工资总额的新增部分中提取不少于10％的工资储备基金，在以丰补欠的原则下，由企业自主使用，工资储备基金累计达到本企业一年工资总额的，不再提取。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其他工资性收入，均应纳入工资总额。
经营性亏损的交通企业，其工资总额按隶属关系由部或地方政府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九条规定予以核定。
交通企业工资调整方案和奖金分配方案，应当提请职工代表大会审查同意，鉴于交通行业流动分散的特点，在职代会闭会期间，必要时可提请职代会联席会议审查同意，并应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有条件的可以由登记注册并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审核。
部直属交通企业的厂长（经理）工资升降由部审批，双重领导交通企业的厂长（经理）工资升降由负责任命的政府机关审批。
第二十五条 从实行《条例》之日起，交通企业连续三年全面完成上交任务，并实现企业财产增殖的，按企业隶属关系，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对厂长（经理）或者厂级领导给予相应的奖励，奖金由决定奖励的部门拨付。
亏损企业的新任厂长（经理）实现扭亏增盈的，根据其实现的时限长短及难度等因素，给予厂长（经理）或者厂级领导相应的奖励，奖励办法同本条上款。
第二十六条 达不到经营目标和经济效益下降的交通企业，除按《条例》第二十七条处理外，并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对其进行检查或审计，查明原因，限期整改。
第二十七条 已形成亏损的交通企业，必须区分和界定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
交通企业政策性亏损，主要是指为完成指令性任务或从事计划内运输、装卸、施工或生产产品等，因定价不合理而形成的亏损。按《条例》的规定，对这种政策性亏损，应当通过调整或放开价格给予解决，不能给予解决的，政府有关部门应给予相应的补贴或其他方式补偿。
交通企业为实现政府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按指令性任务从事运输、装卸、施工、生产产品等，由于非定价原因而形成的政策性亏损，应当按发生此种亏损的交通企业的隶属关系，由其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妥善处理，使其亏损得到应有的补偿。
对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形成的经营性亏损，必须按《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由厂长（经理）、其他厂级领导和职工，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章 企业的变更和终止
第二十八条 交通企业可通过转产、停产整顿、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方式，进行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
第二十九条 交通企业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或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要积极采取措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主动实行转产。企业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情况下，为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根据市场预测、产业政策和自身条件，可以主动实行转产。
第三十条 交通企业发生严重经营性亏损的，可自行申请停产整顿，或主管部门责令其停产整顿。停产整顿的企业，应按《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所列内容，制定停产整顿方案，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停产整顿期限为半年至一年。停产整顿期间，企业必须严明纪律，维护秩序，要切实保护好企业财产；交通企业上报主管部门准其暂停上交承包利润；企业应当停止发放奖金；银行应当准许其延期支付贷款利息。
第三十一条 交通企业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可以决定与批准交通企业的合并。在国有企业范围内，合并可采取资产无偿划拨的方式，合并后的企业承担原企业的债务、债权，安置合并企业的职工。
第三十二条 交通企业经其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分立。分立时，应由分立各方签定分立协议，明确划分分立各方的财产和债权、债务等。
第三十三条 交通企业有权自主决定兼并其他企业，须向企业主管部门备案。企业被兼并，则须经企业主管部门的批准。被兼并企业的债权和债务由兼并企业承担。兼并企业可以享受《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所列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四条 交通企业的解散、破产，按《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九条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交通企业的变更和终止，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第五章 企业和交通主管部门的关系
第三十六条 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交通主管部门依法行使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的职能。
第三十七条 交通企业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交通企业财产包括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交通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财产，以及其它依据法律和国有资产管理行政法规认定的属于国有由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
第三十八条 为确保交通企业财产所有权，部或部会同有关部门行使下列职责：
（1）考核交通企业保值、增殖指标，对交通企业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进行审查和审计监督；
（2）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决定国家与交通企业之间财产收益的分配方式、比例或者定额；
（3）根据国务院和部的有关规定，决定、批准交通企业生产性建设项目，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由交通企业自主决定的投资项目除外；
（4）决定或者批准交通企业的资产经营形式，实行税利分流和承包经营责任制应通过双方签订经济契约的形式，确定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决定或者批准企业的设立、合并（不含兼并）、分立、终止、拍卖，批准交通企业提出的被兼并申请和破产申请；
（5）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组织清算和收缴被撤消、解散的交通企业的财产以及第十五条规定的职责；
（6）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决定或者批准交通企业经营管理负责人的任免（聘任、解聘）和奖惩；
（7）拟定交通企业财产管理法规，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8）维护交通企业依法行使经营权，保障交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干预，协助交通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行使这些职责一定要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不得借口行使所有权，而重新强化对企业的干预。
第三十九条 部采取下列措施，加强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建立有利于增强交通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1）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生产、科技教育及其支持保证系统的发展战略、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规划和调整远洋、沿海、内河、公路运输、港口、交通工程、交通工业及其支持保证系统的产业布局；调控运输供求的总量平衡；
（2）建立交通行业经济政策和法规体系，制定与完善保障交通企业改革开放、宏观调控、规范交通企业经济行为的政策和法规，并加强执法监督；
（3）根据产业政策，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运用利率、税率等经济杠杆和交通投资、价格、规费等政策，调控和引导交通企业行为；
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引导企业组织结构调整；
（4）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劳动人事工资、成本、折旧、收益分配和费收管理办法；制定交通企业的经济指标体系；逐步将企业职工的全部工资性收入纳入成本管理；
（5）推动交通运输、交通工程、交通工业、交通管制等方面的科技进步和管理现代化，开展技术和业务培训，为交通企业决策和经营提供信息、咨询。
第四十条 部采取下列措施，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1）打破地区、部门间的运输分割、货源封锁和施工区域分割，在政府统筹规划下，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开放、有序、规则健全的水路、公路运输市场和航务、航道、公路工程等交通建设市场；加强交通运输和建设市场制度和法规建设；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会同物价部门确定国内市场价格的高、低限价，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
（2）引导交通企业自觉进入交通运输、交通建设、生产资料、劳务、金融、技术、信息和企业产权转让等市场，进行平等竞争，增强交通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3）向社会发布交通市场信息，加强交通运输市场和交通建设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制止违法经营和不正当竞争。
第四十一条 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和组织交通企业实行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统筹，有条件的交通企业也可以实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鼓励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推动交通企业实行待业保险。
第四十二条 部采取下列措施为交通企业提供服务：
（1）做好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发展和完善与交通企业有关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
（2）建立和完善交通信息、咨询及其它各类服务机构与组织；
（3）建立交通职业培训机构，培训待业人员；
（4）协助地方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劳动纠纷，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5）协调交通企业与其他单位的关系，保障交通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第四十三条 交通企业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要求、根据本办法第二章、第三章有关条款，用好企业自主权，并对国家和社会履行下述义务：
（1）完成国家指令性任务，履行依法订立的合同；
（2）按照资产经营方式，完成上交国家利税任务；
（3）依照国家规定，接受财务、审计、劳动工资和物价等部门的监督；
（4）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对用户和消费者负责；
（5）贯彻安全生产制度，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做好职工劳动保护和企业环境保护工作，保证安全生产和文明生产；
（6）支持和奖励职工进行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开展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7）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行业新风。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为保障交通企业依法行使经营自主权，在政府有关部门发生《条例》第四十七条所列的行为之一和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时，交通企业有权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要求制止侵权或渎职行为，上级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侵权或渎职行为的部门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交通企业发生《条例》第四十八条所列行为之一和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时，企业主管部门要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企业厂长（经理）及其他厂级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给予经济处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企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阻碍交通企业厂长（经理）和各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或者扰乱交通企业秩序，致使生产、营业、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由企业所在地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的原则适用于部属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独立核算交通事业单位，地方国有交通企业可参照执行。
《条例》已有明确规定，本办法没有涉及的，按《条例》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发布后，部以前所颁发的规章和其他行政性文件的内容，凡与本办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