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责任险之辩
赵华栋

【作者简介】
赵华栋，山西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联系电话：13834136500 ，E-mail：btbuzhd@163.com。

【内容提要】 本文期望在总结投保人、保险公司各方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问题上一些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笔者关于该问题的一些思路，以期有利于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第三者责任险 强制险 商业险

【正文】

笔者接触到太原市仲裁委员会最近审结的这样一个案子。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某日，甲同其兄乙各驾一车在高速公路行驶，在此过程中甲所驾车辆发生故障，便同其兄乙进行修理。在修理完毕后，甲在以为乙已上车的情况下开车行驶致使实际上仍在车下修理的乙当场死亡。对此事故，交警认定双方皆无过错。甲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公司以甲无责任为由拒赔。该案仲裁员在审理此案中也遇到了困境，毕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系责任保险，而如果裁决不赔，在本案中对投保人又显失公平。最终本案以调解结案，保险公司承担50%的责任。这一个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现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存在的一个热点问题，即无责是否赔付，尤其是在2004年5月1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通过后更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
按照《保险法》及保险公司传统的理赔方式，保险公司理赔时只看交通部门的责任认定书。如果交通部门认定投保人承担事故责任，保险公司一般会理赔；如果交通部门认定投保人没有责任，保险公司则不负责理赔。但是，按照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一方即使没有事故责任，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就出现了机动车一方投保后，在交通事故中虽然不承担事故责任，但也需赔偿对方损失的情形。新《交法》执行以来有相当一批机动车驾驶员手持着100%的赔偿认定书，这里面有在交通事故中责任为零的、负次要责任的，他们均遇到了保险公司的拒赔和少赔问题。对于这种情况是否属于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实践中各地法院也做出了不同的判决，投保人、保险公司各方都有自己的观点。

一、投保人
（一）、现行三者险就是强制险
1、目前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是机动车登记、年检的必备条件，因此第三者责任险事实上就是强制保险。保险公司在销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时依赖了行政强制力，但在应承担赔偿责任时却称其不是强制险而是商业险以逃避其责任，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2、保险公司如今虽然仍使用商业保险条款，但中国保监会今年4月底下发的通知明确规定，“道法”实施后各财产保险公司暂时按各地现行做法，采用公司现有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法”中强制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因此，不能因国务院的相关规定未出台，而否认第三者责任强制险已经存在。
3、在5月1日《道交法》实施前，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已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强制。如国务院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发布）“农民个人或联户经营运输的机运车船和拖拉机，必须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船舶保险（包括碰撞责任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公安部关于贯彻实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有关保险问题的通知（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６日）“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是维护国家利益、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妥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措施。各级公安机关和保险公司要根据有关规定，继续协力推行、深化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工作。对于国家规定实行全国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机动车和已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行政区域的所有机动车都要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告－－对所有在华外国人的机动车辆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决定从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起，对所有在华外国人的机动车辆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的通知（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３日）“实施机动车辆（包括拖拉机）第三者责任和船舶的法定保险，以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助于解决车船肇事后的赔偿纠纷。许多国家对机动车船都实行第三者责任的法定保险，并把它作为一项社会公益措施。我国广东、山东、青海、宁夏等地经当地政府批准，先后办理了这种保险。”。另外，国家保监会《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4]39号)通知中也明确指出：“目前，我国近24个省市已经通过地方性行政法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自5月1日《道交法》正式实施起，统一的强制三者险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所以从上述的规定看，原有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实质上就是强制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国务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未制定出台，只能说明在全国范围未实行，而不能证明原有的24个省份规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是非强制的。
（二）、新法优于旧法
依据保险合同，若投保人在交通肇事案中没有过错，则保险公司不理赔。但新交法对保险公司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即：无论投保人有无过错，只要造成受害人损害（注：受害人故意行为除外），保险公司就要赔钱。因此，这一保险条款与新交法冲突，失去了其约束力。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此第三者责任险已具有法律强制性，目前我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由于在验车和年检时受到了限制，实际上已具有强制性。现行的保险合同中对第三者责任险理赔的前提是“有责赔付”，这与交通安全法“无责赔付”原则相抵触。特别是在交通安全法颁布之后、生效之前，保险公司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有更多义务充分认识、预见到新法生效的法律意义，保险公司应对于第三者责任险的有关条款作出符合交通安全法的调整。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新交法施行后，保险公司应及时作出相应调整，确立“无责赔付”的原则。尽管新交法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迟迟不能出台，但依据新交法，从保护投保车主和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三）、投保目的是转移风险
投保人办理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转移风险，尽可能地减少投保人自身的损失，而当事故发生后，交警依据新的赔偿标准处理事故后，不能说投保人赔偿之后，而保险公司不赔或者少赔。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后，就对保险公司产生信赖义务，投保人有理由相信自己出险后能得到全面的理赔，因此保险公司理应在投保责任范围内承担全部的保险责任。如果驾驶投保车辆发生人身伤害事故，驾驶者要自己承担大部分赔偿的话，投保就没有意义。同时，保险公司作为经济社会一个主体，应该通过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经济行为、通过保险的产品和服务为政府分忧解难，进而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实现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保险公司
（一）、此三者险非彼三者险
现行的“三者险”是“商业三者险”而非“强制三者险”。“强制三者险”具体的保险内容和赔付办法等，国家至今没有出台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是以“商业三者险”的形式，来执行国家规定必须购买的“强制三者险”，而在第三者责任险的合同中，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签订的是“有责赔付”，即投保的驾驶人，经交管部门认定有责任过错，保险公司才进行赔付。并且，根据保险合同中的三者险条款，具体理赔数额应根据事故责任比例确定。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里的“三者险”就像现在含有国家劳动保障性质的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一样，有公益性、广覆盖的特点，同时，强制三者险有一定的限额；而保险公司现在正在销售给购车人的“三者险”则体现了商业性、盈利性，其保障范围相对而言比前者要窄一些。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简称“商业三者险”，指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但因事故产生的善后费用，保险人不予承担。而新交法所规定的“强制三者险”，其赔偿范围比“商业三者险”要广得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两种“三者险”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强制三者险”处于赔付最前沿，但凡发生交通事故，只要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要先行赔付，即使投保人无责；超过限额部分，再由相关人员承担。而“商业三者险”则是“有责赔付”，只在投保人有责任时才赔付。如果保险公司承保“强制三者险”，其负担的风险将会大得多。
（二）、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问题的答复》[法研(2004)81号]明确答复，保险合同，是按照《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的规定所确定的自愿原则的订立的，《保险法》第四条也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解释》施行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既可以继续履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经协商依法变更保险合同”。所以，保险公司不是《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所确定的必要诉讼人，保险公司只能在按照原来的保险合同约定，支付必要的事故赔偿金。
（三）、应考虑保险公司的利益
诚然，保险公司作为经济社会一个主体，应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是，销售商业保险的公司不是国家政策性的保险公司，它们以盈利为目的，哪怕是薄利。如果做赔钱的买卖，保险公司岂不要倒闭？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已出台5个多月了，可与之配套的强制三者险迟迟未露面。如果在法律上没有互补，引起了被保险人的实际赔付责任和保险公司赔偿标准之间的矛盾、保险公司经营利益和所经营的三者险低费率高风险之间的矛盾，《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具体实施仍然很难，尤其是责任买单人仍悬而未决。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保险公司经营的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承担了强制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角色，在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时候，将由保险公司承担了由于相关法律缺位带来的经营波动风险。而该项责任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相关法律的未及时到位引起的，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过失，和大多数投保人一样，处于被动的地位，相关立法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将由于立法部门不作为而产生的责任，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也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并称之为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对保险公司是不公平的。保险作为“精巧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是通过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来实现的，表现在不稳定因素产生时的抑制，发生损失时的减损，是带有主动性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而不是不顾保险公司的企业性质，以为政府分忧解难为名，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这样做不仅扭曲了社会责任的内涵，还会加剧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降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最终会威胁到广大保户和保险公司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三、笔者观点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关于这一热点问题，各方都提出了言之成理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通过前，我国近24个省市已经通过地方性行政法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同时，目前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是机动车登记、年检的必备条件，因此第三者责任险事实上就是强制保险。当然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出台前，在第三者责任险的实施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保险公司的利益。当前，应该推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尽快出台，因为强制保险在交通事故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用第三者责任险来分散和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是世界各国经过长时间摸索出来的良好解决办法。在新的第三者责任险的设置上可以考虑设立分别独立存在的“强制三者险”与“商业三者险”。前者将固定费率、固定保额，价格也将相当低廉。与此同时，“商业三者险”就成了“强制三者险”之外的可上可不上的补充保险。“强制三者险”将像西方国家已做的那样，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有特殊政策的公益险种，其保险费率既要满足大多数人能够承受的条件，同时也要让保险公司赔得起。


【主要参考资料】
1、刘茂山主编：《保险学原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2、魏华林、林宝清主编：《保险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3、李玉泉：《保险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
4、邹海林：《保险法教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


　　为了促进刑事案件的快速解决，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和协调。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也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在有限的司法资源配置条件下通过程序的简化让效率和公正这两个司法活动追求的价值目标达到了动态的平衡。简易程序是一把双刃剑，在获得减少讼累的优惠后，会付出丧失权利和利益的代价。简易只是简化审判程序，而不是简化被告人权益，如何将这种损害降到最低，以实现简易程序的效率价值，同时又不贬损司法的终极价值公正，平衡司法权利高效行使与被告人权益缺位之间的失衡，是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简易程序对被告人权益的损害

　　我国基于国家本位主义的司法理念衍生出的重视打击犯罪，忽视人权保障的传统根深蒂固，虽然这种传统正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中逐渐转变，新刑诉法也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但是要达到刑事程序法律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在人权保障功能上的先天不足，也同样体现在了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中。

　　纵观各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其共同特点是都诞生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犯罪率持续上升，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之下，出发点都是提高诉讼效率、缓解司法机关办案压力、加速惩罚和教育罪犯、尽快恢复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秩序。然而，程序的简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简化繁琐的案件审理的同时，也对刑事诉讼主体特别是被告人的权利和利益造成了损害，削弱了对被告人的权益保障。虽然刑事简易程序的优点众多，然而瑜不掩瑕，在对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同时，被告人也相应地丧失了一部分权利和利益。

　　（一）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缺失

　　依照上文的分析，刑事简易程序的启动权和变更权都不在被告人手里，他仅有效力非常弱的否决权。即便如此，否决权还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1、知悉权

　　这里的知悉权，不是指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知道和了解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公诉机关据以指控的证据的权利，而主要是指被告人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和适用流程的知悉。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是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且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由此可以把被告人简易程序知悉权分为以下两个部分：被告人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的知悉，被告人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流程的知悉。

　　首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是被告人认罪，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按照该条件，被告人对适用条件的知悉也当然包括被告人知悉案件情况也即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据以指控的证据，否则也谈不上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案件审理阶段被告人知悉案件情况的起点，是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公诉机关会将被告人所犯罪行和定罪量刑的证据在起诉书中予以载明。然而，被告人此时只是知悉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对于证据，因为一一列明证据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被告人实际上对于指控自己的证据仅仅知道证据名称，而且对于被告人个人来讲，想要查阅案卷的资料，了解证据的全貌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此时需要有辩护人的介入才能使被告人对于证据的内容有一个清晰且完整的认识。 而有相当数量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也不具备法律援助的条件，对于他们，谈不上知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也就谈不上承认所犯罪行，更遑论让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

　　其次，简易程序的适用流程包括送达、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各阶段，还包括对于审理期限的规定，这些流程在简易程序中都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和省略，有些简化和省略有利于被告人，有些不利于被告人。即使被告人是多次参与庭审的“常客”，也不能保证被告人对于审理的流程烂熟于心。要让被告人充分了解每个环节，知道自己参与的庭审简化和省略了哪些部分，以及这些部分的利弊，对于文化程度不同的被告人来说，势必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认知的差异可能会滋生诱导性选择，比如，若司法机关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只需告知被告人简易程序的优点比如审理期限较短，而故意忽略对于简易程序缺点如简化辩护权等的告知，那么被告人为了早日结案，在不知道其他权益受损的情况下，会有很大的倾向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反之亦然。

　　最后，讯问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一般是在送达起诉书副本的时候，被告人甫一接到起诉书副本，尚未知悉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也未知悉简易程序的适用流程，就被讯问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没有留足充分的权衡和考虑时间，此时的被告人大多是一头雾水，很容易出现信口选择或者诱导性选择的情况。待到司法机关依照简易程序进行开庭，被告人又因为考虑之后提出异议而变更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徒然浪费司法资源，对控辩审三方都是不小的损失。

　　2、异议权

　　此处的异议权，不是指被告人对简易程序选择的异议，因为被告人对简易程序的否决权，就是以异议的形式出现的，被告人只要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都会终止简易程序的适用。

　　影响被告人否决权的异议权，在这里主要是指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异议。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可以看成是对简易程序否决权的直接行使，而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就可以看做是对简易程序否决权的间接行使。法律仅规定对犯罪事实提出异议就不得适用简易程序，但未规定何种程度的异议可以否决简易程序的适用。

　　司法实践中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旦被告人对犯罪事实或者指控的证据提出意见，审判人员迫于办案质量的压力，无论其意见是否属于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异议，都一概变更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虽然这样有助于查明案情，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被告人经过权衡利弊后作出的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

　　应该说，这种细致审理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被告人以牺牲一定的权益想获取的利益被轻易剥夺了。实际上一些被告人对犯罪事实和证据提出意见是其辩护权的表现，他有权对犯罪的事实和证据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既不能否认其认罪态度，也不能认为其否认简易程序的适用。再者，即使变更为普通程序，被告人受到的心理压力也会大增，再次开庭的时候被告人因为顾忌庭审再有任何变动，可能会从庭审到宣判都噤若寒蝉甚至唯唯诺诺，等于从心理上施加压力让被告人不敢轻易行使辩护权，这样反而不容易查清案件事实，难以做到正确定罪量刑，也不利于让被告人服判息诉和改造罪犯。

　　（二）被告人辩护权的缺失

　　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是基本人权原则在刑事审判中的重要体现。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主要有两种类型：被告人自己行使辩护权，即自行辩护，以及由律师或其他辩护人代为行使辩护权，即委托辩护。刑事简易程序由于简化了相关的诉讼环节，被告人无法获得普通程序对辩护权那样全面的保障，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1、自行辩护的弊端

　　“一个人代理自己，将自己作为当事人是趋向于愚蠢的做法”。 刑事诉讼活动是一个法律适用的过程，需要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的人来参与，被告人自行代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辩护说服力。

　　这是因为，被告人作为刑事案件的被指控者，公诉机关的所有不利指控都加诸其身，被告人为了应对这种不利指控，难免会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提出的辩护意见可能虽然以情感人，但却不是符合刑事诉讼的辩护要求，即使被告人声泪俱下，也难以左右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官的立场，他们只能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依法判处。如果不能将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在既有的指控事实和证据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进而作出有证据支持的辩护，自行辩护就难免流于形式。

　　在刑事普通程序中，因为被告人对审理的所有流程都要经历，他的辩护即使再蹩脚，但是在各个阶段都可以行使自己的辩护权，虽然不能保证充分行使，但是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意见和异议向裁判者提出。而在简易程序中，只有最后陈述是不可省略的，然而在最后陈述中，被告人对于案件事实的意见已经微乎其微了，更多地是表达能够对自己从轻处罚的近乎恳求的希望。简易程序简化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等阶段，被告人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沉默的倾听者，很少能发表辩护意见。

　　再者，被告人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的被告人普遍存在着文化程度不高的现象，在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的理解上也存在着偏差，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所犯的罪行，不能完全理解指控的证据证明的内容，甚至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为什么是犯罪。新刑诉法规定，被告人是聋、盲、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不适用简易程序，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而文化程度偏低的被告人，在庭审中的表现可能还不如这些有限制的被告人。

　　2、委托辩护的弊端

　　“认真负责、积极热心的辩护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是抵抗气势汹汹的政府欺负他的子民的最后一道防线。” 根据以上对自行辩护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如果获得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律人特别是律师的帮助，对被告人的辩护权的保障会产生质的飞跃。 尽管如此，在刑事简易程序中委托辩护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