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和第四十四条分别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明确规定。
彭真同志在1980年4月18日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将其概括为重大事项决定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作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四权”（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之一，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这一职权，既具有严格的法定性，又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鲜明的人民性，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从目前地方人大工作实际情况来看，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依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迫切需要加以改善和强化。
本文从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必要性，分析这一职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拟提出进一步强化和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建议，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必要性
（一）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有利于增强人民主体地位，体现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来代表人民决定国家重大事务。地方人大常委会代表人民的意志，依照法定程序，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或决议，并用国家强制力保证贯彻实施，充分反映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性质，是主权在民宪政原则的直接体现。重大事项决定权对于没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主要是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来行使国家权力。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有利于实现国家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一项重大决策总是伴随着一定的风险，要控制和减少决策的风险和成本，必须完善决策机制，严格按规定程序决策,积极推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充分体现了民主性和科学性原则。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必须按照民主程序，通过调查研究、民意反馈、评估论证等环节，可以使决策集中民智，反映民意，体现民利；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是全体人大代表或全体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体作出的决定，并严格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决策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
（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有利于健全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的过程就是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过程，是实现决策权监督的重要的机制保障。
二、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
重大事项决定权作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核心权力之一，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这一职权的实效。主要表现在：
一是法律法规不完善，对重大事项的界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运作程序没有统一规定。
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了地方人大常委会有重大事项决定权，但规定过于宽泛、原则，没有具体规定重大事件的范围、启动讨论的程序、决定约束力的大小、行使部门应当承担的法律与政治责任等，在实践中不便于操作。虽然有些省、市、县人大制定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暂行规定，但都处于探索阶段，缺少比较成熟的经验，对重大事项的界定比较模糊，可操作性不强。
二是对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认识不足，缺乏行使权力的主动性。
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对影响大局的重大事项主动决定的较少，职权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三是没有理清楚党委决策权、人大决定权和政府执行权的关系。
“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党政不分的传统政治体制存在较大的惯性，对本行政区域内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地方人大不能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决定权被弱化、虚化。
四是能力不足，自身建设需要强化。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机构比较缺乏，尤其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相当匮乏。
三、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建议
针对重大事项决定权在现实中面临的上述困境和问题，就进一步强化和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法律法规，科学界定重大事项的范围，增强程序的可操作性。
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确定重大事项的范围，对法律明确规定的重大事项，地方人大常委会要认真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对法律有规定但不具体或者法律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法定职责范围来选择和确定，做到既积极进行探索，又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确定重大事项，着力反映本行政区域内全局的、根本的、长远的问题，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意志，反映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要求。因地制宜，善于把具体事项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具体分析，加以考察和界定，确保作出的决议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真正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确定为重大事项，作出符合最广大人民意愿的决定。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过程，是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严格规范程序。
1、提出。重大事项可以由同级“一府两院”提出，也可以由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还可以由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或部分人大代表联名提出。
2、受理。重大事项提出后，应先由常委会办事机构根据重大事项的范围对提出的重大事项进行审查，提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意见。
3、调研。常委会办事机构对已受理的重大事项，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形成可供选择的方案。
4、审议。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召开常委会会议，进一步讨论审议提交的重大事项原案，做出决议、决定，转交有关机关或组织实施。
5、监督。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常委会或主任会议适时听取办理落实情况的汇报，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人大代表对落实情况进行视察、检查，常委会有关工作部门及时进行跟踪督办等形式，保证决议、决定的贯彻实施。
（二）科学认识重大事项决定权，强化三种意识。
1、强化民权意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原则的具体表现，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体现。
2、强化党执政基础的意识。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为人民意志，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能够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的社会基础。
3、强化法治意识。依法有效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能够弥补没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不足；避免在重大事项上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避免决策的恣意，实现决策的法制化和制度化。
（三）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人大决定权与党委决策权、政府执行权的关系。
1、党委决策权和人大决定权的关系。“党委决策”与“人大决定”，在管理国家事务中都居于支配地位，都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以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但是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除了决策程序、法定的机关和表现形式不同外，还表现在：党委作出的决策，具有引导性、指导性和号召性，适用范围主要是党内，对象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党内具有约束力，对国家和全社会不具有强制性；而人大作出的决定，是国家意志的表现，是人民主权的象征，对本行政区域的国家机关、全体公民都具有普遍约束力。党委对国家、社会重要事务的主张和意图，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才能对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具有约束力。在程序上，党委作出决策后，可通过人大常委会党组或直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由人大常委会依法审议、表决。人大常委会在行使决定权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努力实现党委的主张和意图。党委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积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重大事项决定权。　
2、政府执行权和人大决定权的关系。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是其执行机关，人大的决议决定，政府必须贯彻执行。政府是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对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决策活动，必须合法，不能超越职权范围。政府对应该由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事项要及时提请或报告，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执行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同时，人大常委会要尊重政府依法行使行政权，不能事无巨细、越俎代庖干预政府工作。真正做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真正形成“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代表人民决定地方国家事务的权力机关。
（四）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履行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能力。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主体，其人员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决定权能否正确、有效行使。为此，要做到“三加强”。
1、加强学习。认真学习政治、法律、经济以及与人大行使职权相关的业务知识，建设学习型机关，努力提高法律意识和政策水平，不断提高履职的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综合素质，切实提高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2、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组成人员的知识、能力和年龄结构，选派年富力强，精通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专门人才，适当增加常委会组成人员中专职人员的比例，不断提高决策者的素质；健全常委会办事机构，配齐配强工作人员，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人大工作队伍，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好法定职权提供组织保证。
3、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代表和人民群众，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使形成的决议决定具有较强的可行性，通过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吴秀云 临清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试论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构成
　　　　　　　　　　　　　　　　——以一起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为例

　　论文提要

　　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在审判实务中应当遵循何种处理原则，争议很大，引起立法者和社会的广乏关注，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判例。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作了专章的规定，对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作出系统的规范，为处理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值得认真研读和切实贯彻。

　　机动车作为现代交通工具，在带给人们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违法、违规事故，给双方当事人造成了一系列难以挽回的损失。为规范机动车侵权责任，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以专章详尽地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并将各种侵权行为进行分门别类。特别是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改变了过去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明确界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因而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了此前对此类案件判决的混乱状态。本文从一起出租机动车侵权责任的案例出发，在分析有关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出租机动车使用中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愿与同行商榷。

　　一、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责任案例及问题提出

　　（一）案例

　　2007年5月7日 一辆微型客车，因驾车车速过快，为避让行人，车辆往左越过道路中线行驶，导致微型客车的左前轮与行人发生碰撞，造成韦某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驾驶员陆某负全部责任。经查，该车是周某租赁给兰某营运的，签有租赁协议，每月租金1300元，而陆某是兰某雇佣来驾驶该车从事营运。事故发生后不久，兰某因故死亡。2007年10月30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陆某、兰某、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年经一审第22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周某负连带赔偿责任。周某不服一审判决，以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为由提出上诉。在另案处理的刑事案件中，陆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08年4月29日，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同年经重审，第1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周某与兰某签订协议，由兰某承租该肇事车辆，周某与兰某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周某已将该车辆交付给兰某使用，兰某在租赁期间已实际使用了对车辆的支配权，并享受了对车辆使用的利益。同时，周某已丧失了对车辆的支配权，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无法防范和控制，判决周某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经审理认为，原判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再次裁定发回重审。再次重审的第2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某与兰某签订协议，约定由兰某承租该肇事车辆，周某与兰某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周某作为出租人，兰某作为承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据此，判决周某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第8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车主即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周某的责任问题，经查，周某与兰某于2005年5月1日签订《车辆承包协议书》，双方商定由兰某每月向周某交承包租金1300元，兰某作为车辆承租人对车辆有运行支配权，但车辆所有权仍属周某，出租人周某享有运行利益，本案系车辆运行期间造成他人损害，出租人周某和承租人兰某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为“即车辆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和承租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普遍共识和处理原则。”关于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为据，判决出租人周某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经查，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是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规定，而周某和兰某签订的《车辆承包协议书》并非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原判以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规定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不当。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周某与陆某等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问题提出

　　从本案的审判过程及结果看，显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知和判决结果。就一审法院看，运用的显然是一种“运行支配说”的理论。即谁对车辆的运行有支配权和控制权，就由谁对侵权损害赔偿承担责任，其强调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认定本案周某没有实际控制车辆，且不存在过错，因而不承担责任。而二审法院运用的显然是一种“运行利益归属说”的理论。即谁从车辆的运行中获取利益，谁就对车辆的侵权损害承担责任，其强调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认定本案兰某作为车辆承租人对车辆有运行支配权，但车辆所有权仍属于周某，出租人周某享有运行利益，本案系车辆运行期间造成他人的损害，出租人周某与承租人兰某应承担连带责任。因而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由于二审为终审，因此从最终结果看，显然采用了“运行利益归属说”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认真分析本案及其背后的法律关系，显然二审的认知和判决是值得商榷的。

　　二、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及责任认定分析

　　（一）机动车租赁法律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涉及的第一个法律关系是周某与兰某的机动车租赁关系。为了营运，兰某通过与周某签订租赁合同，成为周某所有的机动车的实际使用者，并雇请陆某驾驶客车营运。因此，周某是租赁合同的出租人，承担着以下义务：一是交付租赁物（即小客车）并保证承租人正常使用、收益的义务。如果租赁物（即小客车）具有使承租人不能为正常使用、收益的瑕疵，出租人即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且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也应保持租赁物的这种适合于约定使用、收益的状态。二是维修租赁物的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出租人对租赁物有维修的义务。出租人的该项义务实际上是出租人保持租赁物使其合于使用、收益状态义务的延伸。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间内维修。[①]

　　在这种出租机动车租赁法律关系中如何认定双方的责任，根据上述所列出租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范围看，其只有在租赁物（小客车）存在瑕疵导致责任事故的发生，才承担责任。这一点符合《民法通则》第12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第1款的规定。而如果是由于承租人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属于由使用人的行为造成的侵权行为，也不存在第三方的责任，那么，侵权责任应该由承租人承担。而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二审审判时，以“即在车辆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和承租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普遍共识和处理原则”为由，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责任认定是值得商榷的。

　　（二）机动车损害赔偿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机动车在使用中造成他人损害，其使用人与他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从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看，陆某是交通事故直接责任者，与导致韦某死亡后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由于本案中的陆某是承租人（也可称为广义的使用者）雇佣的驾驶员，因此本案还涉及连带责任认定问题。那么如何认定其中的连带责任呢？这就要看他们之间形成的侵权损害状况及其因果关系。因为，在我国的立法模式下，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成立要件意义上的损害是直接损害，它直接参与同过错、因果关系（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要件的组合，间接损害则是在侵权责任成立的前提下，被交付给因果关系去处理，也即间接损害是否应该获赔，应视间接损害与直接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远近而定。就本案而言，周某与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其因果关系，因此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值得商榷。

　　（三）机动车营运中雇佣劳动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雇佣关系，是指根据双方的约定，一方按照另一方的意思于一定或者不定期限内为对方提供劳务，对方给付报酬的关系。雇佣关系存在与否，要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双方有无雇佣合同；二是受雇人有无报酬；三是受雇人有无提供劳务；四是受雇人是否受雇佣人监督。[②]从法律意义上讲，双方一旦建立了具有上述要件的劳动关系，就成为雇主或雇员。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成为有关法律规范的主体，双方就可能成为用工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主体。为了体现利益与风险一致、风险和责任一致的原则，法律规定雇主要为雇员与履行职务有关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同时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也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与雇主共同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中兰某与陆某之间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他们之间显然属于上述法律规定涉及的责任认定范围。因此，本案判决由雇主兰某承担雇主责任，由雇员陆某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双方之间所具有的雇佣法律关系确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疑是正确的。

　　三、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件的责任认定

　　（一）租赁关系不是处理本案的依据

　　任何法律责任都有一种法律关系来支撑，而不同的法律关系，有不同的责任配置，正确认定法律关系性质，决定责任成立的正当性。就本案而言，涉及的是租赁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与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确定侵权责任承担的前提，案经法院查明这一租赁关系并没有构成侵权行为，不应该成为侵权责任之诉由。因此，原告在主张侵权损害关系上的诉由的同时，也对第三人主张租赁关系上的诉由，要求第三人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在诉讼上是混乱的。因为：其一，基于租赁合同之诉的对方只能是合同关系的对方，不应包括合同关系以外的其他人。其二，原告对被告及对第三人提出的是两种不同的诉讼请求，不是同种类的诉讼请求，不属普通共同诉讼可以合并审理的范围。其三，既然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就意味着其与被告应是相同的诉讼地位，属于共同侵权才居于共同被告的地位。这一点《民法通则》一百零六条有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本案中周某并无基于过错而构成侵权的事实。因为本案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基于雇员陆某因重大过失而产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租赁合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周某在本案中也并无过错，因此，判决由租赁关系的出租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于法无据。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能成为本案侵权责任承担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