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以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为重点的分析

尹振国


摘要: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角度和法益权衡论两个视角出发，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关于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地位，有多种观点。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者逃脱法律的制裁。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自身的缺陷而不在于争论本身。因此，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关键词: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职务行为；法益衡量


　　受贿罪是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犯罪，是政治腐败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中外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此类犯罪的惩治。因此，古今中外刑事法律都规定有受贿罪。
　　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按照受贿罪的基本行为方式，我们可以将受贿罪分为索取型受贿罪和收受型受贿罪(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所称“受贿罪”一般指收受型受贿罪)。198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由此可见，索取型受贿罪的成立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型受贿罪的成立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对收受型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定位、设置的合理性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讼不已。这些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废之争。本文将论证：无论是从平息理论上的争议的角度还是从消除实践中的困惑的角度来讲，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都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受贿罪的本质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所谓犯罪的本质是犯罪的根本属性。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1]“从受侵犯的角度而言，法益被称为被害法益，即犯罪所侵害或者威胁的利益。从受保护的角度而言，法益被称为保护法益，即法所保护的利益，或者被称为保护客体。显然，将而这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法益实际上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上所说的客体……刑法分则明文将权利、秩序、利益作为犯罪客体，用法益来概括它们是合理的”。[2]受贿罪的本质是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侵犯。那么，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或者说客体究竟是什么呢？

（一） 受贿罪客体（侵犯法益）学说概述

　　关于受贿罪的客体，一般来说，有两种基本立场：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根据这一立场，受贿罪的成立，不以不正当行使职务行为为要件。起源于日耳曼的立场是，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或公正性。根据该立场，受贿罪的成立，以不正当行使职务为要件。从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来看，一般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即以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为基础，同时考虑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国刑法都是如此。[3]
　　日本刑法学者对贿赂罪的保护法益，历来有四种观点的对立：“（1）职务的公正性以及社会对职务的信赖；（2）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3）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以及公正性；（4）公务员的清廉义务。”对以上观点，大谷实教授分析认为，贿赂犯罪，说到底，也是以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活动的正常进行为保护法益的犯罪，因此仅以违反清廉义务来看待贿赂犯罪是不允许的，所以（4）说不妥。同时（2）说根据公务不能作为利益的对价的观念，期待公正执行职务，这种观点虽然有正确的一面，但是这种观点难以说明斡旋受贿罪之类的不以职务为利益对价的犯罪。伴随有公务员的自由裁量的职务行为，对于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作用的正常进行来说，公正执行职务是不可少的，因此，不用说，本罪的保护法益首先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但是，即使公正地执行职务行为，但公务员在职务方面收受贿赂的话，国民就会丧失对公务员的信赖，公务的正常性开展就会受到侵害，或产生该种危险，因此（1）说最为妥当，判例也是坚持这一立场。[4] 应该说，大谷实教授的分析是正确的，观点（1）基本上能概括受贿犯罪的各种表现形式，值得借鉴。
　　我国刑法理论关于受贿罪的客体（侵犯的法益），主要有下列几种观点：（1）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5]这是比较早的观点，当时刑法将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之中。（2）国家机关、集体经济单位、军队、团体的正常活动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双重客体。[6]（3）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和国家经济管理正常活动。[7]（4）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8]这是目前的通说。（5）选择性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只要侵犯了其中某种客体，并符合受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9]对上述中外学说的合理成分进行吸收后，笔者认为，受贿罪的客体（侵犯的法益）是公职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这里的“廉洁”的含义是明确的，即指“不损公肥私；不贪污”。[10]
　　从我国的立法上来看，现行刑法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来看，都没有规定受贿罪的构成只能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是包括一切利益。这表明，我国的立法者也认为，受贿罪的本质并不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或其他利益，无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因此，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与受贿罪的本质相矛盾。

（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确定之理由

　　法益的确定要符合刑法立法的目的和刑事政策的需要，将公职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作为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

1、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腐败的泛滥，对政权的稳固、执政党的地位的维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维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所有的腐败中，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祸害最烈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源头,是一切乱象的根源。苏共政权在1991年的崩溃，民意调查显示是苏共的腐败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于苏共的腐败，只为个人谋取私利，无法为广大人民服务，最终导致苏共的一夜崩溃。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个论断，说明了腐败的严重危害性,也说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意义。
　　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而惩治腐败罪严厉的手段是刑罚。所以，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直接关系到反腐败的效果。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根源是公共职权的滥用，其本质特征是利用公共职权非法谋取私利。为重典治吏计，任何利用公共职权非法谋取私利的严重违反公职人员廉洁义务和损害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的行为都应该纳入刑法的视野。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现行刑法收受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的不科学，“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者逃脱受贿罪的刑事责任”。[11]以致刑法不能很好地发挥打击贿赂犯罪的作用。
　　事实上，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约定、要求、收受他人财物，即使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其行为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公职人员廉洁的义务，已经引起了国民对该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合理怀疑。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的角度来讲，“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故意利用职务之便主动敲诈勒索或者诈骗相对人财物或者被动收受相对人财物，都应该构成受贿罪。”[12]因此，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罪的要件纯属多余。

2、法益平衡的必然结论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受贿罪的概念、罪状、法定刑以及单位受贿罪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该补充规定第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是立法第一次明确要求成立收受型受贿罪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这一规定引发了学者广泛的批评，他们认为刑法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设立为查处和追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腐败交易设置了人为的法律障碍。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有人提议取消这一要件，但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其理由是取消这一要件会使受贿行为与亲友之间的正常馈赠、礼尚往来行为无法区分。 [13]
　　“刑法总论乃至整个刑法学上的一切争论，无不起源于刑法所具有的保护法益机能和保障人权机能之间所与生俱来的紧张与冲突；刑法学特别是刑法解释学的任务，就是在这二者之间的折中与平衡。”[14]我们将论证在收受型受贿罪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并不会打破保护国家利益和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权二者之间的平衡，不会给国家工作人员施加不应有的负担和责任，更不会影响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正常的馈赠。
　　我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律并不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基于正常社会交往的赠与，法律只是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他人的赠与。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公权私用，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而且是对公职人员政治道德上的要求。国家通过财政来供养国家公职人员（为他们的职务行为提供劳动报酬），他们有固定合法的收入（在我国，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不低于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提高）和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即使法律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一切财产赠与，这一要求也不过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工作人员是主要靠别人的赠与生活的。享受权利，必须承担义务。要求掌握国家公权力、享受财政供养的国家工作人员承担禁止利用职权获取私利的义务，这对国家工作人员来说，并不是一种过分的负担。
法律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他人财物，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因为基于正常社会交往的赠与与贿赂的界限是如此的清晰，前者与职务行为无涉，后者是职务行为的交换物，只要是正常的人都可以区分。而且受贿罪是故意犯罪，主观上必须有受贿的故意。　一般认为受贿故意的内容是对自己要求、期约、收受的贿赂具有认识的态度。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对收受贿赂罪，公务员主观上，要有受贿之意思，如以朋友往返之馈赠意思而接受之，亦不能成立本罪，致有无受贿之意思，自应综合客观之事实而判断之”[15]为了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合法的财产权、避免刑及无辜，国家可以设立财产申报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将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包括接受正常馈赠）状况置入监督的阳光之下，能够有效防治贪污贿赂行为的发生，也不会影响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正常的馈赠。

（三）受贿罪的基本特征

　　受贿罪是一种以“以权谋私”为基本特征的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无论基于何种意图，只要“以权谋私”，就违背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的义务，损害了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而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许诺（无论是否真实）、行为，情节严重的就构成受贿罪。
　　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基本特征都是“以权谋私”，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前者谋取的私利是请托人给予的；而后者谋取的私利是公共财产。
　　有人认为，受贿犯罪是一种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渎职犯罪。[16]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它无法包含经济受贿和斡旋受贿这两种受贿形式。所谓交易是“买卖商品”，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方式出卖手中的权力，将权力作为商品换取他人的财物。”[17]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受贿，按照这一规定，只要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收受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权钱交易”，原因是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的义务，损害了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罪的构成中不存在所谓的“权钱交易”，行为人用来交易的不是自己的职权，而是自己的斡旋行为（劝告、说服、要求甚至威胁、诱骗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综上分析，将任何严重的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行为纳入刑罚打击的范围是合理的。国家工作人员只要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侵犯了受贿罪保护的法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

二、保留“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消极影响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农牧渔业业部制定的都倚蠹仪莘酪咛趵凳┫冈颉罚ㄒ韵录虺啤断冈颉罚┑墓娑ǎ岷衔沂∈导是榭觯贫ū臼凳┌旆ā?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家畜、家禽、畜禽产品，除相同于《条例》第二条规定外，还包括蜜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畜禽传染病、除相同于《细则》第三条规定外，结合我省实际，在二类传染病中增列以下几种：气肿疽、伪狂犬病、山养脑炎关节炎、蜜蜂美洲幼虫腐臭病、蜜蜂欧洲幼虫腐臭病、中蜂囊状幼虫病。
第四条 省农牧厅主管全省的家畜、家禽（统称畜禽）防疫、检疫及兽医卫生工作。各地、市、县（区）农牧部门及乡（镇）政府负责管理和监督本地区的防疫、检疫及兽医卫生工作。
畜禽、畜禽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做好本系统的畜禽防疫工作，并接受农牧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五条 省、地、市、县（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动物检疫站及驻铁路、公路车站和航运码头、航空机场的动物检疫站（以下统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和乡（镇）畜牧兽医站，具体负责畜禽、畜禽产品的兽医卫生及防疫、检疫工作，每年制订防疫检疫计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畜禽检疫机构和乡（镇）畜牧兽医站，可与村民委员会或畜主签订畜禽防疫承包合同或畜禽防疫保险合同。
第六条 凡具备检疫、检验设备和有中专程度以上兽医技术人员的农牧大专院校、畜牧兽医研究所、国营种畜（禽）场（包括农垦部门、公安机关、部队等系统所属的），经县以上农牧部门考核批准，发给《家禽、畜禽产品检疫委托单位证书》，即可承担本单位的畜禽、畜禽产品检疫
、检验工作，所出具的检疫证明为有效。
第七条 为防止畜禽传染病传入传出，确定在西安、宝鸡、铜川、安康、汉中、孟原、韩城七个火车站设固定的铁路动物检疫站，由所在地、市防疫机构负责管理；在定边、榆林、府谷、吴堡、富县、长武、陇县、凤县、略阳、宁强、南郑、镇巴、紫阳、镇坪、白河、商南、洛南、山
阳、潼关、韩城等县（市）的省际间公路车站、航运码头设立动物检疫站，由所在县（市）防疫检疫机构负责管理，公安、交通部门予以密切配合，并发给交通检查证。
第八条 县以上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及基层食品站符合《细则》第十一条兽医卫生要求的，经主管部门和农牧部门共同验收合格者，由农牧部门发给《兽医卫生许可证》，负责本场（厂）防疫、检疫工作，畜产品由场（厂）方出具检验证明，对胴体加盖验讫印章。每月五日前应将
上月检疫、检验结果报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不符合兽医卫生要求，无兽医检疫设备和合格检疫员的食品站，暂时由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防疫、检疫工作。
其他畜禽屠宰单位和个体户的兽医卫生管理要求是：屠宰场（点）要远离河流、渠、塘，有便于冲洗、消毒的场地；有污水、粪便、污物处理设施；有专用屠宰工具，屠宰人员身体健康。凡具备以上条件和单位和个体户，经县级禽防疫检疫机构和乡（镇）政府审查合格后，由县级畜禽
防疫机构发给《兽医卫生许可证》，凭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开业手续。宰前检疫、宰后检验由当地畜牧兽医站负责，并出具证明，对胴体加盖验讫印章。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集中屠宰，统一检疫。
第九条 各单位和个人饲养的畜禽，必须按时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的要求，接受预算注射和检疫，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
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对猪瘟、鸡新城疫应普遍进行预防注射，布氏杆菌病、马传染性贫血等疫病，应进行重点防疫；其他疫病的防疫工作，由地、市、县（区）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确定。
已进行过防疫的畜禽要发证或打耳标，同未进行防疫畜禽加以区别。
第十条 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规定：
（一）种畜（禽）场，每年定期对下列畜禽疫病进行临术检查和实验室检验；
种牛：检口蹄疫、结核病、副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牛肺疫、牛地方性白血病、牛传染鼻气管炎、炎膜病、焦点病。
种马、种驴：检马鼻疸、马传染性贫血、马媾疫。
种养：检口蹄疫、猪瘟、猪传染性水泡病、猪霉形体肺炎、猪萎缩性鼻炎、猪密累旋体痢疾。
种兔：检免病毒性败血症、疥癣、球虫病。
种禽：检鸡新城疫、雏白痢、马立克氏病、鸭瘟、球虫病。
奶牛、奶山养和役用马、骡、驴的检验要求，分别与种牛、种养、种马、种驴相同。
（二）其他畜禽饲养单位和个人所养畜禽的检疫项目，由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参照种畜禽的检疫要求另行制订。
（三）对即将屠宰的畜禽只做下列疫病的临床检查：牛检口蹄疫、炭疽；养检口蹄疫、炭疽、养痘；猪检口蹄疫、传染性水泡病、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禽检鸡新城疫、禽霍乱；兔检病毒性败血症。
（四）对蜜蜂只做下列疫病的感观检查：欧洲幼虫腐臭病、美洲幼虫腐臭病、中蜂囊状幼虫病。
（五）畜禽产品的检疫项目：
肉类：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进行，以感观检查、部检淋巴结为主。
皮、毛、角、骨等以消毒为主，其中皮、毛须做炭疽沉淀反应检查。
（六）调出调入我省的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项目，除按《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的检疫对象进行检疫外，还须根据调出调入省的疫情和要求，增加检疫、检验项目。
第十一条 家畜出售前的检疫由当地畜牧兽医站承担；食品收购部门采购的畜禽及其产品，没有检疫证明的，一律在收购站由当地畜牧兽医站统一补俭。严禁收购未经防疫、检疫的畜禽。
凡外省我省或省内跨地区在产地采购畜禽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先到产地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了解疫情，并办理非疫区证明后才能采购。
收购部门和个体户收购生猪，必须查核防疫证（或耳标）、检疫证，做到猪、证相符。兽医卫生检疫人员、监督人员应认真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二条 牲畜交易市场、农贸市场的兽医卫生管理，以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为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共同负责。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市场防疫、检疫工作；市场管理部门负责有关食品卫生检查工作和违章事件处理。
凡进入交易市场的畜禽及其产品，畜生（货主）必须出示产出检疫证，接受市场管理人员和兽医卫生检疫员的检查；无检疫证的，必须补防、补检后方可交易；鲜肉检验有效期只限当天。严禁有病、中毒及病死、毒死、死因不明的畜禽、肉类和腐败变质的肉类上市交易。对市场上发现
的不合格肉类，可利用的由防疫、检疫机构指定加工单位统一处理；不能利用的，在兽医、卫生、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下销毁，处理费用由货主负担。
第十三条 畜禽及其产品经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运出县（市）境时的检疫，除按《条例》第八条、第十一条规定办理外，货主须持有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或县以上肉联厂、屠宰场及取得检疫权的基层食品站的检疫、检验或消毒证明，家畜胴体须加盖验讫印章，畜禽提前三天、畜禽产
品提前五天报告当地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证物不符，检疫、检验项目不全，或有可疑病畜禽及其产品混入时，有权重检、补检和抽查。抽查数量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
省内商业部门集中在产地收购、运输畜禽，应提前报告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由其派员或委托当地畜禽防疫检疫单位，就地进行防疫检疫的监督检查。
省外入境或过境的畜禽及其产品，经当地驻车站、港口或机场的动物检疫站验证放行；发现无检疫证，证物不符或有漏检项目的，须经补检、重检后方可放行。
交通运输部门所属的车站、码头、机场以及个体运输户，凭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检疫、检验、消毒证明，方可承运畜禽及其产品。
第十四条 对本省饲养户自养的少量家禽（十只以下）上市交易，只检设不收费。
第十五条 发现《细则》第三条和本办法第三条所规定的二类畜禽传染病的，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无论在畜禽产地、牲畜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和运输部门，发现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狂犬病、脑炎关节炎、布氏杆菌病、鸭瘟、小鹅瘟、兔病毒性败血病、欧洲幼虫腐臭病、美洲幼虫腐臭病、中蜂囊状幼虫病等，立即就地隔离病畜禽，按《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二）的规
定处理，同时通知原产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人畜共患病还须通知卫生部门追查疫源，采取紧急扑灭措施。
（二）在畜禽产地、牧畜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和运输部门，发现本条（一）项规定以外的其全二类传染病时，由当地畜禽防疫机构或乡（镇）畜牧兽医站监督畜主对病畜进行隔离管制或治疗；对污染的场地、车站、码头、机场、车辆、船舱及用具进行清洗消毒；对污物、粪便进行发酵
处理。
（三）在屠宰、加工单位或个体户家中，发现有二类传染病的畜禽时，就地隔离治疗或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处理。
第十六条 县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内设立监督科（组），配合必要的监督工具，负责对监督员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协助同级人民政府调解处理执行《条例》、《细则》和本办法中的纠纷及重大违章事故。
第十七条 兽医卫生监督员的审批与发证，按照《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凡具有兽医专业中专以上学历、从事兽医实际工作五年以上，或相当于兽医中专技术水平、取得助理兽医师以上技术职称，并且法制观念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工作认真负责，有一定政策水平的人员，由县
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推荐，经县（市、区）和地、市农牧部门审查同意，报省农牧厅考核合格后，代农业部发给兽医卫生监督员证书、证章。检疫员、监督员进入工作岗作须佩戴证章，出示证书。
第十八条 对积极贯彻执行《条例》、《细则》和本办法，在防疫灭病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推荐，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或农牧行政部门批准，给予奖励和表彰。
对违反《条例》、《细则》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应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
（一）对伪造、涂改防疫、检疫证者，给予批评教育或罚款；对拒绝或逃避防疫、检疫者，实行强制性防疫、检疫，并加收三至五倍防疫、检疫费。
（二）未经县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批准，私自到疫区或外省采购畜禽及其产品又不报检者，除按规定检疫外，处以一百元至五千元罚款。
（三）对违背《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规定，贩卖、加工病、死畜禽及其产品者，除没收、销毁产品外，处以二十元至五千元罚款。
（四）对已发现的病畜禽及其产品，不按规定处理，或发现一类传染病知情不报，造成疫病传播者，处以十元至一千元罚款。
（五）未取得《兽医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而经营畜禽屠宰及其产品加工业务的，责令停产，补办审批手续，并处以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六）对乱抛病、死畜禽者除批评教育外，责令其深埋；或由他人深埋，令其承担雇工工资和消毒费用。
（七）对不接受监督管理，无理取闹，阻碍兽医卫生监督员、检疫员执行公务，甚至施以辱骂、殴打行为者视其情节轻重，处以五十元至五百元罚款，并令其承担医疗、误工、营养等费用。
（八）兽医卫生监督员、检疫员玩忽职守，弄虚作假，贪污、受贿、索贿的，视其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撤销监督员、检疫员资格，没收非法所得。
凡有以上行为之一，且情节、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按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给予处罚的决定权限是：罚款一百元以下的（含一百元）由兽医卫生检疫员、监督员现场决定并执行；罚款一百元以上至一千元，或停产、停业整顿四天以下（含四天），由县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决定；罚款一千元以上或停产、停业整顿五天以上，
由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在收取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决定处罚的单位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不起诉、又不自觉履地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农牧部门或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所收罚款，应全部上交当地财政部门。
第二十一条 对畜禽及其产品进行防疫、检疫、检验的收费标准由省农牧厅会同省物价局制订颁布。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农牧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九年年二月一日起施行，以前我省所颁发的有关兽医防疫、检疫规定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88年12月26日